泰山实际海拔高度并不太高，在五岳中次于恒山、华山，仅占第三位。与全国的许多大山相比都不能望其项背。但它为什么成为赫赫于古今的“五岳之长”、“五岳独宗”而独享盛名呢？这要从泰山的地理环境和原始宗教谈起。

　　泰山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凌驾于齐鲁平原之上，东临烟波浩淼的大海，西靠源远流长的黄河，南有汶、泗、淮之水，与平原、丘陵相对高差1300米，形成强烈的对比，因而在视觉上显得格外高大；奏感和“一览众山小”的高旷气势；山脉绵亘100余公里，盘卧426平方公里，其基础宽大产生安稳感，形体庞大而集中则产生厚重感，大有“镇坤维而不摇”之威仪。所谓“稳如泰山”、“重如泰山”，正是其自然特征在人们生理、心理上的反映。

　　从古到今，人们总把泰山作为一个高大、美好、高尚、坚毅的形象，热情加以歌颂。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少卿书>>中就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主席曾引用了司马迁的这名话教导人们，“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这种把泰山精神与人生的意义、人生观密切联系起来的做法，在教育人民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六朝任方<<述异记>>载，秦汉时，民间传说盘古氏(远古时开天辟地,代生万物的神人)死后头为东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盘古尸体的头向东方，而且化为东岳，泰山就成了当然的五岳之首了。这显然是根据<<五行>>、<<五德>>学说创作的神话故事，反映了泰山独尊五岳的历史背景。

　　东方是太阳出升的地方，古人即认为是万物交替、初春发生之地。因此，东方就成了生命之源，希望和吉祥的象征。而古代先民又往往把雄伟奇特的东岳视为神灵，把山神作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对象来崇拜，于是，地处东方的泰山－－这个通天拔地的庞然大物便成了“万物孕育之所”的“吉祥之山”、“神灵之宅”了。受天命而帝王的“天子”更把泰山看成是国家统一，权力的象征。为答谢天帝的“授命”之恩，也必到泰山封神祭祀。商周时期，商王相土在泰山脚下建东都，周天子以泰山为界建齐鲁；传说中秦汉以前，就有72代君王到泰山封神，此后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清帝康熙、乾隆等古帝王接踵到泰山封禅致祭，刻石纪功。历代帝王借助泰山的神威巩固自己的统治，使泰山的神圣地位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伴随着历代帝王的封禅祭祀，泰山成了各种宗教流派活动的重要场所。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黄伯阳修道于山后，以后历代著名道家名人都曾在泰山传经布道，建观筑庙。佛教自东晋高僧郎公创建郎公寺开始，在泰山也不断发展。

　　泰山吸引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历代诗人墨客纷至沓来，他们朝山览胜，赋诗撰文，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精品。孔子、管仲、司马迁、张衡、诸葛亮、曹植、李白、杜甫、刘禹锡、苏东坡、欧阳修、范仲淹、王世贞、姚奈、郭沫若等都挥笔疾书，留下了浩如烟海的颂岱诗文，把游人从山神崇拜中引向游览观赏、求知审美的新方向。由山脚拾级而上，到泰山之巅，仅摩崖石刻就有千余处，从秦至清，历代皆有巨制。书体众彩纷呈，书意各代不同，其规模之大，作品之多，时代之连续性以及风格、流派、艺术之精湛，构景之巧妙都是世界名山无与伦比的。刻古中所包含的高韵深情与巍巍壮丽的泰山融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崇高精神。

　　在泰山数千年的文明中，历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一系列辉煌的人文景观与高大雄伟的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泰山的崇高形象，构成了独特的泰山风景景观。人文景观的布局与创作，是根据自然景观，尤其是地形特点和封禅、游览、观赏活动的需要而设计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帝王封禅、百姓朝山进香的路线。其主体是拔地通天的自然景观，主题是封天禅地的思想内容，布局形式重点是祭地的蒿里山，经帝王驻驿的岱庙到封天的玉皇顶构成了长达10余公里的地府－－人间－－天堂的三重空间一条轴线。即以城西南过奈河桥至蒿里山(在泰安火车站东南侧)为“阴曹地府”；泰安城区为人间；自城北岱宗坊开始，沿长达6666级的“天梯”至岱顶为“天府”。

　　泰安城是因古帝王封禅祭祀、百姓朝山进香和游览观光发展而成的。岱庙是泰城中轴线上的主体，这条中轴线从泰城南门起，延伸到岱宗坊，然后与登山盘道相接而通向“天庭”，使山与城不仅在功能上，而且在建筑空间序列上形成一体。其序列按登山祭祀活动的程序次第展开，贯穿着一种由“人境”至“仙境”的历程。从地形上看，是由缓坡、斜坡直到陡坡，人们由低到高，步步升高，最后宛若登上天府；从建筑规模上看，是由人间帝王宫殿上达苍穹，渐入仙境；从色调上看，红墙黄瓦始终与苍松翠柏形成对比。再通过三里一旗杆，五里一牌坊，一天门、二天门(中天门)、三天门(南天门)，三重节奏，构成了一道步步登天，雄伟壮观的朝天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