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共犯罪与集团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秦律在处罚侵犯财产罪上共犯罪较个体犯罪处罚从重，集团犯罪(5人以上)较一般犯罪处罚从重。

　　5.累犯加重原则——本身已犯罪，再犯诬告他人罪，加重处罚。除去耐为隶臣外还要判处城旦苦役6年。

　　6.教唆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秦律规定，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者加重处罚。教唆未满15岁的人抢劫杀人，虽分赃仅为十文钱，教唆者也要处以碎尸刑。

　　7.自首减轻处罚的原则——秦律规定：凡携带所借公物外逃，主动自首者，不以盗窃论处，而以逃亡论处。如隶臣妾在服刑期间逃亡后又自首，只笞五十，补足期限。若犯罪后能主动消除犯罪后果，可以减免处罚。

　　8.诬告反坐原则——秦律规定，故意捏造事实与罪名诬告他人，即构成诬告罪。诬告者实行反坐原则，即以被诬告人所受的处罚，反过来制裁诬告者。

　　(三)德主刑辅思想的确立

　　两汉统治阶级的官方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第—阶段是从西汉建立到武帝初期的70年间，主要奉行“务在宽厚”、“约法省刑”的黄老学派的政治法律主张。第二阶段则从武帝开始，直至东汉灭亡；主要实行“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儒家法律思想。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教训，采用“休养生息”、“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政策，确定了“务在宽厚”、“约法省刑”的法律思想，以缓和长期尖锐的阶级矛盾与社会问题。经过汉初70年的恢复发展，封建国家积累起雄厚的物质财富。

　　但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逐步增强，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汉初统治者所尊奉的黄老无为思想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汉武帝掌握朝政以后，面对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越来越不满足于黄老无为的道家思想，决心进行一场彻底变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法律上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为指导原则。“德主刑辅”是由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指导提出的，它强调以德礼教化为主，刑罚惩治为辅，贯彻先德后刑、德刑并用、礼法结合的原则。其实质是以儒家所宣扬的伦理道德精神和纲常礼教标准，作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要求人们自觉遵守。“德主刑辅”思想的确定，反映出统治阶级的法制经验与策略手段日趋成熟，开始由单纯强调刑罚镇压的一手，发展为德礼教化与刑罚惩治相结合的两手。因此，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始终贯穿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立法内容和司法实践中。

　　(四)汉代文帝、景帝废肉刑

　　1.背景

　　(1)西汉建立后，重视总结秦亡教训；

　　(2)汉文帝时鉴于当时继续沿用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不利于政权的稳固，开始考虑改革肉刑。当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为改革刑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直接动因：文帝开始刑罚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在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获罪当施黥刑，其小女缇萦上书请求将自己没官为奴，替父赎罪，并指出肉刑制度断绝犯人自新之路的严重问题。文帝为之所动，下令废除肉刑。

　　2.刑制改革的内容

　　(1)把黥刑(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去发颈部系铁圈服苦役五年)；

　　(2)劓刑改为笞三百；

　　(3)斩左趾(砍左脚)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

　　文帝的改革，从法律上宣布了废除肉刑，具有重要意义。但改革中也有由轻改重的现象，如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虽然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不再用肉刑处罚。但因笞刑数太多，使受刑之人难保活命，因而班固称其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之”。改革存在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景帝继位后在文帝基础上对肉刑制度作进一步改革。他主持重定律令：

　　(1)将文帝时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二百；

　　(2)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

　　(3)又颁布《令》，规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节，以及行刑不得换人等，使得刑制改革向前迈了一大步。

　　3.刑制改革的意义

　　文帝、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为结束奴隶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次改革还有缺陷，但同周秦时期广泛使用肉刑相比，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在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汉律的儒家化

　　1.上请与恤刑

　　(1)上请制度。主要经过：

　　一是汉高祖刘邦七年下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即通过请示皇帝给有罪贵族官僚某些优待。

　　二是宣帝、平帝相继规定上请制度，凡百石以上官吏、公侯及子孙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请”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