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国民收入的水平是如何决定的？宏观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的水平，反映着整个社会生产与就业的水平。
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周期时，很强调投资的变动的关键作用，认为投资的变动往往比消费的变动来得大，指出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收入变动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它在“解释”投资的变动与国民收入的变动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加速数”和“乘数”相互作用的学说。
“加速原理”与“乘数论”所要说明的问题各不相同。“乘数论”是要说明投资的轻微变动何以会导致收入发生巨大的变动，而“加速原理”则要说明收入的轻微变动何以也会导致投资发生巨大变动。但二者所说明的经济运动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
宏观经济学正是利用所谓“加速数”和“乘数”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据说，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生产和销售量下降，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急剧下降，而乘数的作用又使得生产和销售进一步急剧降减，后者再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成为负数(或负投资)。
加速数和乘数的相互作用，加剧了生产萎缩的累积过程。一旦企业的资本设备逐渐被调整到与最低限度的收入相适应的水平，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负投资停止下来，投资状况的稍许改善也会导致收入重新增长，于是一次新的周期便重新开始。收入的重新增长，又通过加速数的作用，导致新的“引致投资”；后者又通过乘数的作用，促使收入进一步急剧增长，这便开展了经济扩张的累积过程。这个累积过程会把国民经济推到“充分就业”的最高限，并从那里弹回来而转入衰退。
宏观经济学讨论的价格问题，是一般价格水平，而不是个别产品的价格问题。按照前面讲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一般价格水平主要取决于总需求水平。然而，总需求水平的变动一方面影响着货币的供求，另一方面也受货币供求变动的巨大影响。所以，货币分析在宏观经济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宏观经济学重视对货币供求的分析，不仅在于可通过对货币供给、利息率的调节去影响总需求，而且在于货币供给的变动与总的物价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学著作大多承袭传统的“货币数量说”，只是略加修缀。
许多宏观经济学著作者认为传统“货币数量说”过于粗糙，他们把货币数量说的基本观点跟“收入决定”论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以前，货币供给的增加，其主要影响将表现在扩大“有效需求”、增加生产(或收入)上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很小；只有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后，这时闲置设备已全部使用，若再增加货币供给，已不能再促使产量增加，而只会产生过度需求，形成通货膨胀缺口，导致物价水平不断上升，酿成真正的“通货膨胀”。
这种分析，就是所谓货币分析与收入分析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分析表明，不仅政府开支和税收的变动，而且货币供给量的变动，都会对总需求水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产生影响。这就为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活动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而且也能够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对总需求进行调节，平抑周期性经济波动，既克服经济衰退，又避免通货膨胀，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或“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是相互配合、支持的；但在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等不同时期或条件下，二者将采取扩张性或紧缩性的不同对策。
在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减税和扩大政府的开支。减税可以使公司和个人的纳税后收入增加，从而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和个人增加消费；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将导致总需求增长，以克服经济萧条。
扩大政府开支，主要是扩大政府的购买或订货，增加公共工程经费和扩大“转移性支付”，目的是通过扩大公私消费，以刺激投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势必导致财政赤字。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学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一种“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因而扩张性的赤字预算，也就成了战后西方国家政府的常备政策工具。
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扩大货币供给量和降低利息率。这些措施包括：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把更多的准备金注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后，就可扩大对企业和个人的贷款，从而扩大货币供给量，降低贴现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总需求。
通货膨胀时期，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依然运用上面所介绍的那些政策工具，只是朝着和上述相反的方向，即按着紧缩性方式而不是按扩张性方式来加以运用。
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开始企图用供给分析来补充需求分析的不足，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探讨微观经济基础，出现了一种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相综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新动向。
宏观经济学建议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等手段，以控制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宏观经济学首先关注一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指的是一国生产潜力的增长。一国生产潜力的增长是决定其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增长率的关键因素。
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周期时，很强调投资的变动的关键作用，认为投资的变动往往比消费的变动来得大，指出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收入变动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它在“解释”投资的变动与国民收入的变动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加速数”和“乘数”相互作用的学说。
“加速原理”与“乘数论”所要说明的问题各不相同。“乘数论”是要说明投资的轻微变动何以会导致收入发生巨大的变动，而“加速原理”则要说明收入的轻微变动何以也会导致投资发生巨大变动。但二者所说明的经济运动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
宏观经济学正是利用所谓“加速数”和“乘数”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据说，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生产和销售量下降，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急剧下降，而乘数的作用又使得生产和销售进一步急剧降减，后者再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成为负数(或负投资)。
加速数和乘数的相互作用，加剧了生产萎缩的累积过程。一旦企业的资本设备逐渐被调整到与最低限度的收入相适应的水平，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负投资停止下来，投资状况的稍许改善也会导致收入重新增长，于是一次新的周期便重新开始。收入的重新增长，又通过加速数的作用，导致新的“引致投资”；后者又通过乘数的作用，促使收入进一步急剧增长，这便开展了经济扩张的累积过程。这个累积过程会把国民经济推到“充分就业”的最高限，并从那里弹回来而转入衰退。
宏观经济学讨论的价格问题，是一般价格水平，而不是个别产品的价格问题。按照前面讲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一般价格水平主要取决于总需求水平。然而，总需求水平的变动一方面影响着货币的供求，另一方面也受货币供求变动的巨大影响。所以，货币分析在宏观经济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宏观经济学重视对货币供求的分析，不仅在于可通过对货币供给、利息率的调节去影响总需求，而且在于货币供给的变动与总的物价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学著作大多承袭传统的“货币数量说”，只是略加修缀。
许多宏观经济学著作者认为传统“货币数量说”过于粗糙，他们把货币数量说的基本观点跟“收入决定”论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以前，货币供给的增加，其主要影响将表现在扩大“有效需求”、增加生产(或收入)上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很小；只有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后，这时闲置设备已全部使用，若再增加货币供给，已不能再促使产量增加，而只会产生过度需求，形成通货膨胀缺口，导致物价水平不断上升，酿成真正的“通货膨胀”。
这种分析，就是所谓货币分析与收入分析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分析表明，不仅政府开支和税收的变动，而且货币供给量的变动，都会对总需求水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产生影响。这就为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活动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而且也能够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对总需求进行调节，平抑周期性经济波动，既克服经济衰退，又避免通货膨胀，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或“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是相互配合、支持的；但在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等不同时期或条件下，二者将采取扩张性或紧缩性的不同对策。
在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减税和扩大政府的开支。减税可以使公司和个人的纳税后收入增加，从而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和个人增加消费；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将导致总需求增长，以克服经济萧条。
扩大政府开支，主要是扩大政府的购买或订货，增加公共工程经费和扩大“转移性支付”，目的是通过扩大公私消费，以刺激投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势必导致财政赤字。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学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一种“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因而扩张性的赤字预算，也就成了战后西方国家政府的常备政策工具。
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扩大货币供给量和降低利息率。这些措施包括：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把更多的准备金注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后，就可扩大对企业和个人的贷款，从而扩大货币供给量，降低贴现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总需求。
通货膨胀时期，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依然运用上面所介绍的那些政策工具，只是朝着和上述相反的方向，即按着紧缩性方式而不是按扩张性方式来加以运用。
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开始企图用供给分析来补充需求分析的不足，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探讨微观经济基础，出现了一种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相综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新动向。
宏观经济学建议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等手段，以控制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宏观经济学首先关注一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指的是一国生产潜力的增长。一国生产潜力的增长是决定其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增长率的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