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秘书队伍的构成近十几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90年出版的《秘书学》（袁维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页）中，还明确写着“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从事秘书工作的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即公职秘书”，但是仅仅15年后，真正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员）”的秘书，只能占到一小部分，据常崇宜先生所引资料，1998年底，我国“纯私人秘书，应在一二百万之间”（《秘书学概论》第34页，线装书局2000年版），这一数字已高于全国公务员中的秘书总数（据2005年04月28日《中国青年报》引人事部副部长侯建良公布的数字，全国公务员总数为639.6万。其中秘书不会超过100万）。
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秘书工作的实际，秘书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分类方法：根据服务对象将秘书分为两大类，这被一些学者名为“两大部分分类法”。但是关于究竟可以分为哪两大类，二者的本质区别何在，是否存在着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类秘书等等，都还有一些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
下面先分析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然后再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
一、常崇宜：公务秘书和非公务秘书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常崇宜先生主编的《秘书学概论》对“两大部类分类法”的讨论最为详尽（见该书第31－37页）。该书把秘书分为公务秘书和非公务秘书两大类，而将私人秘书归位非公务秘书的一个小类。但是该书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分类标准，仅对公务秘书作了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明：“公务秘书主指（原文如此）党政军机关、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机关的秘书”。此句中“主指”似应理解为“主要是指”，既然有“主要”，就应该有“次要”，那么“次要”的公务秘书是指那些对象？这是读者很自然会产生的疑问，但是该书并没有“次要”的公务秘书的例子。由于公务秘书没有明确的界定，非公务秘书当然也就无从把握。
常崇宜先生关于“纯私人秘书”的概述，还有一处不好理解：“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直到今天纯粹意义上的私人秘书还是较少的，仅限于工商界中一部分中小商业者可能有私人秘书。”（32页）但是该书所引资料又得出1998年底我国（不含港台）的“纯私人秘书，应在一两百万之间”（34页）的结论。如前文所述，这一数字大于公务员中的秘书人数，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来看，它都不是一个“较少的”数量。
另外，常崇宜先生将“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机关的秘书”列为“公务秘书”，但后文又说“非公务秘书”的主要标准之一是“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第33页），这等于术公务秘书中的多数（国有企事业单位秘书）符合非公务员秘书的主要标准（不属于公务员）”，这里似乎也存在逻辑矛盾。
二、任群：公务秘书和社会秘书
任群先生认为：“从服务的社会属性来看，我国秘书可分为公务秘书和社会秘书（有的称为民间秘书或私人秘书）两大类。公务秘书泛指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军队中的秘书。其特征是：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有一定的级别，有党的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管理和调配，有国家、地方财政发给工资……公务秘书是我国秘书的主体，人数众多，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社会秘书，在旧社会称为私人秘书……现在已成为我国秘书队伍中的一个新群体，社会秘书的特征是：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雇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招聘，去工资待遇由雇主负责支付……独资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个体户、名演员、专家、学者等雇用的秘书，都属于社会秘书范畴。”（任群《中国秘书学》第41页，重庆出版社1999年出版）
第一分类方法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既然明确说明只分为“两大类”，它就应该是一个穷尽的逻辑划分。但是按照上述对“公务秘书”和“社会秘书”明确界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秘书，是既不属于公务秘书（因为这些单位不是“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军队”，这些秘书也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也不属于社会秘书（因为他们不是“肚子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个体户、名演员、专家、学者等雇用的秘书”）。
第二，任群先生认为“公务秘书是我国秘书的主体，人数众多”。但是，由于我国公务员总数才639.6万，其中秘书不会超过100万。而据2005年12月9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报告，截止当年9月底，全国企业总数已达830万家。即使每家公司平均又一名秘书，据全国的公司秘书也有近千万人。另全国有公办高校1553所（2004年），中学8万所，小学48万所，平均每所学校1名秘书，也有50多万学校秘书，加上医院、研究所、文化单位，全国事业单位秘书总数也应在100万以上。这样全国企事业单位的秘书人说应在1000万左右，远远多于公务员秘书总数。因此，从人数上看，企事业单位秘书比公务员编制内的“公务秘书”更有资格被称为“我国秘书的主体”。
三、陈合宜：公务秘书和私人秘书
陈合宜先生认为，“从服务对象和经济来源分，可分为公务秘书和私人秘书两类。公务秘书泛指为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服务，由组织和人事部门选调，从国家或集体领取薪酬，在编制上属于该机关、该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私人秘书指为民办集体企业、农民专业户、个体户以及外资企业等服务，有它们聘请并支付薪酬，不属国家编制的个人……它目前数量虽不多，但发展趋势很可观。”（陈合宜《秘书学》第20—2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陈先生明确给出了分类的标准，这是她的可取之处。但上述观点是该书出版时（1993年）提出的，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刚刚提出，私人秘书数量确实不多，该书甚至连“股份制公司秘书”都没有提及，而今天股份制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主体，因此上述理论似乎也应作相应的调整。
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秘书工作的实际，秘书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分类方法：根据服务对象将秘书分为两大类，这被一些学者名为“两大部分分类法”。但是关于究竟可以分为哪两大类，二者的本质区别何在，是否存在着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类秘书等等，都还有一些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
下面先分析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然后再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
一、常崇宜：公务秘书和非公务秘书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常崇宜先生主编的《秘书学概论》对“两大部类分类法”的讨论最为详尽（见该书第31－37页）。该书把秘书分为公务秘书和非公务秘书两大类，而将私人秘书归位非公务秘书的一个小类。但是该书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分类标准，仅对公务秘书作了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明：“公务秘书主指（原文如此）党政军机关、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机关的秘书”。此句中“主指”似应理解为“主要是指”，既然有“主要”，就应该有“次要”，那么“次要”的公务秘书是指那些对象？这是读者很自然会产生的疑问，但是该书并没有“次要”的公务秘书的例子。由于公务秘书没有明确的界定，非公务秘书当然也就无从把握。
常崇宜先生关于“纯私人秘书”的概述，还有一处不好理解：“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直到今天纯粹意义上的私人秘书还是较少的，仅限于工商界中一部分中小商业者可能有私人秘书。”（32页）但是该书所引资料又得出1998年底我国（不含港台）的“纯私人秘书，应在一两百万之间”（34页）的结论。如前文所述，这一数字大于公务员中的秘书人数，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来看，它都不是一个“较少的”数量。
另外，常崇宜先生将“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机关的秘书”列为“公务秘书”，但后文又说“非公务秘书”的主要标准之一是“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第33页），这等于术公务秘书中的多数（国有企事业单位秘书）符合非公务员秘书的主要标准（不属于公务员）”，这里似乎也存在逻辑矛盾。
二、任群：公务秘书和社会秘书
任群先生认为：“从服务的社会属性来看，我国秘书可分为公务秘书和社会秘书（有的称为民间秘书或私人秘书）两大类。公务秘书泛指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军队中的秘书。其特征是：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有一定的级别，有党的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管理和调配，有国家、地方财政发给工资……公务秘书是我国秘书的主体，人数众多，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社会秘书，在旧社会称为私人秘书……现在已成为我国秘书队伍中的一个新群体，社会秘书的特征是：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雇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招聘，去工资待遇由雇主负责支付……独资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个体户、名演员、专家、学者等雇用的秘书，都属于社会秘书范畴。”（任群《中国秘书学》第41页，重庆出版社1999年出版）
第一分类方法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既然明确说明只分为“两大类”，它就应该是一个穷尽的逻辑划分。但是按照上述对“公务秘书”和“社会秘书”明确界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秘书，是既不属于公务秘书（因为这些单位不是“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军队”，这些秘书也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也不属于社会秘书（因为他们不是“肚子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个体户、名演员、专家、学者等雇用的秘书”）。
第二，任群先生认为“公务秘书是我国秘书的主体，人数众多”。但是，由于我国公务员总数才639.6万，其中秘书不会超过100万。而据2005年12月9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报告，截止当年9月底，全国企业总数已达830万家。即使每家公司平均又一名秘书，据全国的公司秘书也有近千万人。另全国有公办高校1553所（2004年），中学8万所，小学48万所，平均每所学校1名秘书，也有50多万学校秘书，加上医院、研究所、文化单位，全国事业单位秘书总数也应在100万以上。这样全国企事业单位的秘书人说应在1000万左右，远远多于公务员秘书总数。因此，从人数上看，企事业单位秘书比公务员编制内的“公务秘书”更有资格被称为“我国秘书的主体”。
三、陈合宜：公务秘书和私人秘书
陈合宜先生认为，“从服务对象和经济来源分，可分为公务秘书和私人秘书两类。公务秘书泛指为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服务，由组织和人事部门选调，从国家或集体领取薪酬，在编制上属于该机关、该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私人秘书指为民办集体企业、农民专业户、个体户以及外资企业等服务，有它们聘请并支付薪酬，不属国家编制的个人……它目前数量虽不多，但发展趋势很可观。”（陈合宜《秘书学》第20—2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陈先生明确给出了分类的标准，这是她的可取之处。但上述观点是该书出版时（1993年）提出的，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刚刚提出，私人秘书数量确实不多，该书甚至连“股份制公司秘书”都没有提及，而今天股份制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主体，因此上述理论似乎也应作相应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