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国家之一，与各地企业家和商人的努力分不开。其中，浙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浙江温州一带，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浙江人的创业冲动非常强，大家都想当老板，要做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甘于做相互的配角，比如说做加工业是讲配合的，甲企业做螺丝，乙企业做螺母，而不是一个企业把所有东西都做好。所以在温州做得好的加工企业，都是整个县来做的，形成一个集群效应，实现了加工业里头最重要的规模效应。浙商何以取得这样的成功？与其他地方相比，浙商的成功，给我们的企业管理带来了那些启示呢？
　　浙商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义利与功用并存。
　　在陕西或者说更封闭的中原文化中，人们讲的是“君子取义，小人趋利”，因此要抱义去利，受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对财富不太重视。中原文化是在南北朝以后传到浙江一带的，因此浙江文化也有了“重义”的特点，即“君子之道”。但是，与中原地区不一样，浙江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在鸦片战争之后又开埠通商，于是物资交换变得非常频繁，浙江人显得很重实利。结果就是，义和利在浙江地区结合地比较好，所以浙商给人的感觉是既精明又能够务实、讲道义。
　　第二，同乡意识、地缘观念非常强。
　　在崇祯年代，浙江就有了最早的地方商会。随着浙商的往外扩展，各种会馆也陆续成立，然后他们利用乡情乡谊互相帮助，互相保护，共同参与商业竞争。
　　第三，浙商特别务实，能吃苦。
　　他们不会因为事情不好看就不去做，在他们的眼里，只要能赚钱，再苦再累也照样去做。比如在全国的小商品市场中，浙商就占有很大的比例；我到新疆市场时有一个体会，那就是温州的小商人几乎在全世界都跑。温州商人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通过“千辛万苦、千山万里、千难万险”去做成一件事情。
　　第四：韧劲很足。
　　人们看到的那些成了气候的浙江老板中，绝大部分都不是第一次做第一种生意就成功的。往往是换了很多个行当，并且前面大多数是不成功的，如果没有韧劲，做不到这一点。
　　第五：地域文化的差异。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几个地方的文化特点。东北文化是一种比较“脆”的文化，就是说很容易拍胸脯，也很容易拍屁股。东北人很习惯说“整”，但是没过几天就把企业整黄了，到最后一反省，还是没整明白。到了西北是“RAN”（取音，古字），意思是说事情总是很糊涂，全都搅活在一起。比如说西安，西安大概有五六千年建都的历史了，但是这个地方的农业文化不细分，所以要想把什么事情搞清楚，很难。所以当地人教我们一个做事的秘诀：第一悄悄的，第二缓缓的，第三冉冉的，第四潺潺的（舒服的意思）。上海则是以清楚为特点。用上海话说事情做得不好就是“拎不清”，或者说你捣浆糊，三七二十三。所以上海人最看不惯的就是不清楚，上海的企业应该说是很清楚的，更像是一种制造业文化。
　　而浙江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做”，也就是说很强调脚踏实地。所以见到浙商以后，你会发现他动不动就是“我能帮你做什么”，或者说“这件事情要做好”，都是“做”字说的非常多。一般来说，浙商话很少，老是笑咪咪的，但是事情做得很实。浙商在做企业时的精细化的行为，使得他们在行为模式上显得比较理性化，不好高鹜远。而且，浙商是非常讲信用的，特别是在当地的区域范围内，甚至可以说，浙商文化是建立在区域内相互信任的根基上的。所以，尽管单个浙江企业的规模不大，但是它们的集群规模却非常大。
　　中国企业之所以做不大，往往是因为企业家过多地关注产品和项目，而较少地关注组织的建立与发展；过多地关注微观的人，而较少地关注宏观战略。别忘了，一个创业者最成功的事情是创造了一个能够持续赚钱的组织，而不是在某一个项目上又赚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