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同时，佛教、道教也都有很大影响。伊斯兰教传人中国虽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但仍不为中国人所认同，还受到统治者的排斥和压制。唐、宋、元直至明中叶的中国穆斯林受旧观念影响，认为伊斯兰教只能用阿拉伯语言、文字和波斯语言文字进行宣传，阿拉伯文的经典和著作不能译成汉文，如果译成汉文或用汉文著述，就会走样，就会失真，因而会丧失其神圣性和权威性。从唐代开始直到明中叶，一方面主体民族(汉族)对伊斯兰教不了解，甚至多有误解；而另一方面，穆斯林囿于旧观念，不愿用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宣传伊斯兰教，使之加深了解，减少误解。而同为外来宗教的佛教，自从汉代传人到这时候，通过一代又一代僧人的努力，佛经翻译和汉文著述已充斥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从文人学者的书斋到普通大众的房舍，都可以发现它的存在。佛教的概念和名词术语已广为人知。就连晚于伊斯兰教进人中国的基督教也刊印了不少汉文著作。如外国传教士罗明坚于1584年刊行《天主实录》，利马窦于1604年刊行《天主实义》。到1664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印刷发行的基督教书籍不下150种。此外，基督教另一教派——天主教印刷发行的汉文书籍也差不多有这个数目。（德礼赞：《中国天主教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9页、68页(转引自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第385页)）
明末清初江南的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目睹伊斯兰教不被中国主体民族所了解，感到痛心疾首，发现其他外来宗教(佛教、基督教)用汉文进行广泛宣传，效果极佳，深受启发。于是他们也开始尝试用汉文表达和阐述(也有翻译)伊斯兰教义，力求使之与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相协调，相适应，或者说接轨，从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和理解伊斯兰教。史家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汉文译著活动”。
汉文译著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王岱舆到刘智，以南京、苏州为中心，译著内容以教义、教法、哲学、历史为主，用汉文撰写。第二阶段以马复初和马联元为代表，以云南为中心，内容不但有教义、教法、历史，而且还包括阿拉伯语语法及修辞学，某些自然科学(天文、历法等)，并开始汉译《古兰经》。除用汉文撰写外，有的学者还用阿拉伯文著书，或两种文字并用。
汉文译著活动的代表人物有：
王岱舆(约1584～1670年)，是中国穆斯林中最早用汉文写书宣传伊斯兰教的学者，他和刘智、马注、马德新被公认为清代穆斯林中最负盛名的四大宗教译著家。而他因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不敢言”，又被推为四人之首。
王岱舆的先祖为西域人，明初随同贡使朝贡，因擅长天文历算，得到明太祖的赏识，受聘到回回钦天监工作。从此世代定居南京。王岱舆从小受家庭熏陶，熟读《古兰经》和《圣训》，精研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后来又攻读诸子百家学说和佛教教义，成为兼通四教(儒、释、道、伊)的通才。对他来说，学习、掌握儒家、佛家和道家学说，是工具和手段；弘扬伊斯兰教教义是目的，是最高宗旨。他试图借用中国人所熟悉的儒、释、道的术语来诠释和阐发伊斯兰教教义。他写了3本书：《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正教真诠》于1642年(崇祯十五年)刻印了初版，后来相继出版了广州清真堂刊本、成都刊本及民国时期的马福祥排印本。该书上卷20卷讲伊斯兰哲学(主要是认主独一)，下卷20卷则讲教法问题。全书语言生动活泼，穿插着许多历史故事，深人浅出，通俗易懂。《清真大学》的最早刊本无从考证。后来流传的有成都刊本，清真书报社石印本，北平刊本，马福祥排印本等。该书用“以儒诠经”（即以儒家术语诠释伊斯兰教经典和教义）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伊斯兰教教义学，结构严谨，论证严密，分析深刻。反映了作者渊博的伊斯兰教学识和深厚的汉文化根底。《希真正答》是王岱舆的弟子伍连城根据同学们对先师生前言论的记载，整理成册后归于王氏名下的作品，全书以问答形式探讨了伊斯兰教的有关问题。民国年间，马福祥曾将该书与“剩语”、“附录”一起正式排印。1987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岱舆这三部著作(《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和《希真正答》)合刊的新点校本，给现代读者的阅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张中(1584～1670年)，又名时中，自称寒山叟。幼年学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教义、教法、历史等。学成后在江苏各地讲学。游学南京时投于印度苏菲派学者阿世格门下，学习3年，学问日精，尤其擅长认主学。著作主要有两部：《归真总义》和《四篇要道》。《归真总义》着重阐述认主学原理；《四篇要道》重点介绍伊斯兰教基本知识。
刘智(约1655～1745年)，字介廉，故中国穆斯林通常都叫他刘介廉。他出身宗教世家，自幼诵习伊斯兰教经典，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大凡诸子百家和佛、道两教，及至西洋书籍，通览无遗。曾游学各地、寻师访友，搜集古籍。晚年回南京，离群索居，潜心研究，埋头著述，著作达数百卷。流传下来的有50卷左右。其中《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天方三字经》、《天方字母解义》、《五更月》等最为著名。
《天方性理》主要是阐述伊斯兰教教义的。分“本经”和“图传”两部分。本经五章，列于卷首，约3000字，四言体，八字一句，其形式很像是老子的《道德经》。“本经”之后附总图10幅，是用
1847年(道光廿七年)，马德新启程回国，经过新加坡时，他发现新加坡是世界的“极中”，位于赤道，最便于天文历法研究。后来又把他的实验观测和理论结合起来，分别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写下了《寰宇述要》和《天文历法》两部著作，成为以后穆斯林宗教教育的重要教材。他还用阿拉伯文记载了朝觐途中的所见所闻，1861年(咸丰十一年)，由其弟子马安礼翻译整理成《朝觐途记》一书；对研究19世纪40年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海陆交通，有一定参考价值。
1848年(道光廿八年)，马德新回国后，大半生精力用于伊斯兰教教育与研究。不少云南著名学者出其门下。其中最杰出的有马安礼、马联元、马开科等。
马德新与那些蛰居书斋、埋头学问，不问时事的学者不同，关键时刻，他能挺身而出，表明立场。1856年，以巡抚舒兴阿为首的云南统治集团公开下令“灭回”，仅昆明一地，穆斯林惨遭屠杀者就达3000人。次年，马德新以他的声望和号召力，组织穆斯林进攻昆明，向官府讨还血债。昆明被义军围困一年多，城内弹尽粮绝，云贵总督恒春畏罪自杀。清官府使用缓兵之计，劝义军撤离昆明，并许诺对义军不予追究。这样，义军与官府订立了“城下之盟”，义军主力撤离昆明。马德新退居幕后，继续埋学头问，著书立说。这时杜文秀领导的滇西穆斯林起义轰轰烈烈，清政府虽不断镇压，但起义军斗志旺盛，压而不垮。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好利用马德新的威望来招降起义军。便授予他“三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的称号，请他劝说杜文秀。马德新对清朝统治者的凶残本质缺乏足够认识；再说，他组织穆斯林对官府的屠杀政策进行反抗。是想表明穆斯林的严正立场，只想求得一个贤明的地方官员，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别无所求。既然清政府答应能满足这些要求，他觉得反抗就应该到此为止。于是动身前去杜文秀处亲自劝说。然而，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杜文秀领导的云南穆斯林起义失败，清王朝的残运得以延续下来，统治者又背信弃义，1874年(同治十三年)，又将这位81岁高龄的一代学者，以大逆不道罪加以杀害。噩耗传出，全滇穆斯林无不为之同声哀悼。
马德新虽身处乱世，但他闹中求静，勤于读书，笔耕不辍，给后人留下30余部著作和翻译作品，主要有《四典要会》、《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礼法启爱》、《大化总归》、《会归要语》等。还有《古兰经》部分章节的翻译，叫《宝命真经直解》。他的著作和译作内容广泛，涉及《古兰经》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语言学、历史学以及天文历法等；有用阿拉伯文写的，有用波斯文写的，有用汉文写的。
除了上述译著之外，马德新还本着“搜刮群书，是者存之，非者革之，繁者删之，简者就之”的原则，修订整理了前代学者的遗著。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马注的《清真指南》等。这些前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加上他们急于求得中国人的认同的心理，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把一些阿拉伯神话故事和中国的民间传说以及某些带有儒、释、道色彩的非伊斯兰教的东西大量引入，马德新对这些著作重新加以审定，进行了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最后编成《真诠要录》、《指南要言》、《天方性理注释》、《至圣实录宝训》等，语言更精炼，结构更严谨，论证更严密。
马联元(1841～1895年)，字致本，云南玉溪人，出身于经学世家，其父是一个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受父亲影响，自幼诵习经典，攻读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学根底扎实。成年后，曾几次到麦加朝觐，并到伊斯兰世界考察学习。后在玉溪讲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玉溪大营龙门九村，一时成为云南经堂教育的一个中心。在教学中，首创阿文、汉文并授。他注重教材建设，注意更新和充实教材。他认为在中国流行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语法书籍，多半是古典著作，艰深难懂，不适于中国学生初学之用。因此，他用了大半生的精力为经堂教育大学部的初级班，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编了一套完整的教材，如：阿拉伯语的《词法基础》、《语法基础》、《修辞学基础》、《逻辑学基础》，以及波斯文的《古文仙法》。这一套完整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材，不仅简明扼要，浅显易懂，而且创造性地采用图表来解释复杂多变的阿拉伯语的词法、语法，让人一目了然。这套教材后来广泛为各地经堂教育所采用。
与此同时，马联元还用汉文翻译了《古兰经选本》，即《亥听注解》，在穆斯林中具有广泛影响。他还用汉文写了《辩理明证语录》。马联元不但是国内有名的穆斯林教育家和著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伊斯兰学者。1894年(光绪二十年)左右，他再度去麦加朝觐，途经印度东北康波尔(勒克瑙北)时，被印度穆斯林邀请在当地讲学。他用阿拉伯文撰写的《讨堆哈》(《简明伊斯兰法典》)也在印度出版。他在康波尔讲学1年，不幸病逝。印度穆斯林十分怀念他，曾为他立下墓碑，以志记念。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汉文译著主要是面向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对穆斯林知识分子也有较大影响；至于对普通穆斯林大众则没有起到太大作用。真正牵动广大穆斯林大众心弦的则是门宦教派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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