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广东省导游资格考试历史概况:历史人物

发布时间:2012-07-20 共2页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南海丹灶银塘乡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有着富裕生活条件和优越的读书环境,五岁便能背诵唐诗,八岁跟祖父学经,至十岁前已学遍儒家经典。康有为十六岁考上秀才,但十九岁参加乡试却落第而归。失败促使他更加勤奋,主动要求到九江拜师于大儒朱次琦门下。他被老师的道德学问所折服,意识到读书不应以科举为宗旨,而应立身为天下。三年后,康有为离开九江礼山草堂,先在西樵山白云洞三湖书院自学。其时,他与游历西樵的翰林编修张鼎华邂逅相晤,从中了解到不少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和各种新书。半年后,康有为回到老家银塘,继续钻研经史,并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介绍西方国情的书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他还到过香港浏览,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眼界为之大开。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在叔父的催促下,不得不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虽然还是榜上无名,但却为他提供浏览京师和上海的机会。目睹上海租界的繁华,西方国家“治国有法度”,比中国封建制度优越。他购买了许多西学书籍,决心向西方寻找真理。

1888年,康有为痛感中法战争后的民族危机,利用再度上京赴试的机会上书皇帝,陈述时危,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危局,但上书被顽固派所阻。他只能怀着愤懑和失意返回老家。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兴办学堂,收徒讲学,以此培养维新变法人才,梁启超即在此时成为他的学生。第二年,学堂正式挂起“万木草堂”的牌匾,寓育人如树木,以培养更多国家栋梁为办学宗旨。

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一起乘客轮上京参加会试。到达京城时,传来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康、梁便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得各地举人一千三百余名,在宣武门外议决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练兵等多项主张。两天后各省举人联合到都察院呈奏折,北京许多市民也加入声援,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因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会试,故有以“公车”作为入京应试举人的代称。此轰轰烈烈的事件既由举人们发起,因而被称为“公车上书”。康有为起草的奏折虽然未能送到皇帝手里,但读书人的爱国行动,已经得到社会广泛重视与同情。

这次会试康有为终于得中进士,获受工部主事六品闲差。但他一心却志在变法,并未到任,却连续呈上《上清帝第三书》和《上清帝第四书》,其中《第三书》被送到光绪手中而受到皇帝的重视,并下旨交大臣传阅,康有为名字因此而大振京师。为了联络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康、梁在北京办起《强学报》,组织有张之洞、袁世凯等参加的“强学会”。不久,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一时间变法之声风起云涌,慈禧慌了手脚,以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借口,强行查封并解散强学会。1895年底,康有为返回广州恢复在万木草堂的讲学和著述活动。为了宣传变法,他还重游香港、澳门、桂林、上海等地,并派弟子东渡日本,建立维新派活动基地。1897年冬,德国占领胶州湾,康有为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由于顽固派诸多阻拦,他仍不能与皇帝见面。但他并未气馁,连续呈上《上清帝第六书》,《上清帝第七书》,并在北京组织以“保国、保神、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此时,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大祸,迫在眉睫。光绪看到康有为的奏折,也决心实行变法。1898年6月,光绪召见康有为,长谈两个半小时。维新变法终于开始了,光绪皇帝授康有为任总理衙门章京之职,根据康有为上书意见,一连颁发了数十道有关变法的诏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利益。9月21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软禁光绪于瀛台。9月28日杀害了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康、梁慌忙离京,“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

在英国人协助下,康有为经香港去日本,后再到加拿大,开始他的海外流亡生涯。在加拿大,他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变为一位保皇派领袖人物。他的足迹遍欧美,中东、北非及东南亚。通过考察三十一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俗,他以为中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致内争”,只有君子立宪制才适合我国国情,只有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才能救中国。

1914年,侨居国外十六年的康有为回到上海定居。此时满清王朝已被推翻两年,但他与民主革命却如水火不容。1917年张勋复辟,策动溥仪登位,康积极参与,出任“弼德院副院长”。复辟失败后,逃离北京,经天津至青岛。在以后十年中,辗转于上海、杭州、青岛之间,收藏古董字画,著诗写字,游历山川名胜,最后于1927年病死青岛,终年七十岁。

孙中山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名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孙中山幼名帝象,读书时取名文,号日新,字德明,1886年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辛亥革命后,则常以中山为名。

孙中山幼年时爱听老人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少年时代在美国属地檀香山先后就读于英美教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和奥阿厚书院。1883-1886年,孙中山继续求学于香港拔萃书室、域多利书院。毕业后,他先进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后来转入香港西医书院(这所学校后来并入香港大学〕学医。在校期间,他不但努力攻读医学,而且还广泛研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军事、科学书籍,并结识了不少有志革命的青年朋友。

1892年7月,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曾先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他的医术精明,而且对贫穷病人免费治疗,因此,行医“不满两三月,声名鹊起”。

1894年6月,孙中山到天津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时政,被置之不理。同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接连失败,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愈发坚定了救国的信念。遂赴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革命。这年11月24日,他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次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成立了香港兴中会,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因事泄而失败,被迫逃亡海外。清政府将他作为重要国事犯到处悬重赏通缉。此后他在海外16年,先后 5次环游世界,在华侨中广泛宣传革命,建立革命组织。

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使馆诱捕后经他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营救脱险。1905年 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总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里,孙中山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积极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直接领导的起义有1907年5月的黄冈起义、6月的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0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2月的钦州起义、4月的河口起义,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以及1911年4月27日(阴历3月29日)的黄花冈起义,加上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共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中国人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在美国闻讯,立即在欧美各国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各国的支持,并于同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29日,在南京举行的17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到南京宣誓就职,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了临时参议院,公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立宪派和其他旧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以及革命党人的妥协态度,孙中山被迫于1912年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荐袁世凯以自代。3月8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解职。

袁世凯上台后,逐步实现其变共和为专制的阴谋。1913年3月20日,他派人在上海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发动了二 次革命,江西、南京、上海、四川等地先后起兵讨袁,但因国民党内部涣散, 在袁军的进攻下,不到两个月先后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1914年7月,他在东京成立中华 革命党,被推举为总理,继续领导反袁斗争。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同年12月,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公然称帝。12月25日,爱国将领蔡锷首先在云南举起了讨袁护 国的旗帜,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被迫取消了帝制,在举国人民的唾骂中一命 呜呼。袁世凯死后,中国仍处于各派军阀割据混 战的动乱局面。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孙中山 立即举起护法旗帜,号召国会议员南下护法。1917年9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上,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军政府 成立后,滇、桂军阀通过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 职,离粤赴沪。自此到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完成了《孙文学说》、《建国方略》、《 建国大纲》等箸述。为了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1919年10 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此时,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 五四”运动已经爆发。1920年10月,在孙中山的督促下,陈炯明率粤军攻克 广州。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新护法军政府。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成立正式政府。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此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3年初驱逐陈炯明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并派出“孙逸仙博 士代表团”访问苏联,邀请苏联政治和军事顾问到广州帮助中国革命。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同年10月在镇压 广州商团叛乱后,应北京政府之邀,他扶病北上共商国事,终因积劳病剧,于次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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