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试图清晰地描述中国过去10年中发生的当代景观设计面貌是困难的，我们身处其中，同时，我们的观点又受到立场和偏好的左右。面对中国过去十年中巨变的景观洪流，本文对限定了的“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探索”的表述显得微乎其微，本文所关注的那些对我们观念构成冲击的实践，较之城市化进程中整体物质空间的改变，力量是弱小的。
世界的多变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多元性时刻在焚毁着合理性和标准化，继集体现代主义的瓦解之后，当代设计不再朝一个方向进发，中国过去十年中普遍的景观设计实践，似乎是对混乱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最好的回应，在城市跃进的过程中，中国普遍的景观设计极尽丰富、混乱、混搭之特征，这同样产生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种“质”存在于罗伯特·文丘里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一文的语境中，即反精英式的平民化的欢腾，如果将中国普遍性的景观设计理解为一种自发的对环境改造的行为，而由这种行为主导之下产生的空间，又被人们乐于使用，那么来自于较小的专业语境中的受特定观念指引的批评和评论是苍白的。这一点，在简·雅各布斯的《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有较好的例证，雅各布斯从城市平民的角度出发，从观察和经验的视角来评析城市的结构，给人们描述了具有生命力的安全城市形态，从雅各布斯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城市跃进中产生的城市景观空间，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从丰富和混乱中解析出活力和人性。
而本文所关注的那些携带着清晰的观念，直面尖锐的当代问题的设计实践，会形成一个与普遍性的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有着距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语境，这会失去以低姿态和深入其中为特征的雅各布斯式的观察视角。本文摄取的被特别关注的小众的实践，在过去十年中的景观设计中不具有普遍性，它以对立和反叛的姿态审视这股洪流，并做出反应。怎样看待中国景观设计的“当代性”？所有发生在当代的景观设计行为和由此产生的结果都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就连“当代”这个词汇也是一个模糊的无明确前后时间点的一个概念。本文的“当代性”是指那些能够针对当代中国突出的矛盾而作出反应的行为的特征，同时，又带有时代合理性的暗示，而这一合理性被认为涵盖了普遍意义上的有效性以及作为重要性的意义这两点①。
下文将图景和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产生及其普遍性特征作为背景，探讨当代景观设计观念和实践的特征。
2、图景：巨变的景观及危机
用巨变来描述中国过去十年的景观变迁虽然带有修辞上的夸张，但仍然难以表达这一过程对中国物质空间造成的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所积聚的部分财富在过去十年中迅速转化为物质空间，这一度使世界范围内的设计师对中国设计市场趋之若鹜。
中国过去十年中的景观巨变，体现为旧城市空间的消解与演替、新城市空间的积聚、城市化波及的乡村空间格局的变化，以及因资源的索取而导致的部分自然空间体系的破裂，同时包含着工业生产和人们生活所形成的对环境的污染。在过去十年中，城市的开放空间和绿色空间实现了快速的量变，以膨胀的姿态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作为综合的城市基础设施，未经积累和沉淀，几乎在一夜之间浮现出来的城市空间缺乏系统性，一方面缺乏对人性化的关照，另一方面缺乏基本的生态性；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多以混搭的形式和错位的主题表达出现，同时存在着审美上的混乱和拙劣。宏尺度和堆砌，对华丽和奢华的追求是其典型的特征，展示性是其第一要诀。这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时效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过去十年中，城市化进程舞台的两个主角——城市开放空间和居住区环境，对中国城市面貌的改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超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速度，促生了时效性强、见效快的城市美化运动。而房地产开发中的重要环节，房产交易更要求效率，居住环境的景观视觉效果是促成产品交易的良药，寻找瞬时视觉震撼和展示性是地产开发商不变的追求。
量新空间在短时间内爆炸式的出现实际上积聚了巨的能量，这种能量实现从自然到城市空间的转换。物质堆砌背后的主要危机是生态性的缺失和可持续的忧患，一方面城市空间的人本合理性有待检验，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景观缺乏生态过程的生产性和循环性，同时巨的维护成本又持续地耗费着能源和资源。就算有些空间被人们乐于使用，我们同样要警醒平民式的欢腾和集体主义式的自信背后所隐含的危险。中国超城市化过程中新形成的城市景观背后存在着人本主义的缺陷，存在着文化上的错位和缺失，但最的危机是生态的危机。可持续发展这枚硬币的两面——需求与能源虽然是永远不可协调的矛盾，但景观这个事物本可以具有一定的自我循环和生产功能，却不幸沦为视觉展示的工具。
3、当代景观设计的产生极其普遍性特征
在以上描述的中国过去十年中景观巨变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设计的行为介入到了其中？除生产过程和生活过程所造成的景观改变，与城市化进程有关的景观事件几乎都与设计有关，虽然不完全冠以景观设计的称谓。而中国的当代景观设计就产生在过去十年或者泛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城市化促生了中国的当代景观设计，并同时性地介入到城市化进程中。当代景观设计产生的重要标志便是设计突破了围墙的界限，从原有的浸淫园子的设计全面地介入到了城市空间体系当中。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量的设计资源一下子出现在毫无准备的设计师面前，“景观设计”作为一个全新的词汇很快被人们使用，新的设计观念和方法在发达的媒介交流中被迅速效仿，并相互产生影响。其中设计形式和语言得到最为快速的传播，而科学的方法却在高时效性的过程中显得奢侈而又无力。所以说，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首要变化来自于语言和形式②。
生态性和人性化同样也被写进设计说明，并且以图面的形式得到适度的表达，但在普遍的设计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运用，对于快餐式的设计，深入的场地调查与科学的方法是一种奢侈的行为。并且，部分景观事件的决策者对生态和人性化的提倡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行为，真正的生态与城市美化的策略相去甚远，中国人发挥概括的智慧将生态等同于绿色，在某种程度上却走到了生态的反面。从人性化的角度来看，以人为本曾一度成为唱得最响的口号，中国的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中国新现代纪元的开始，其中最的改变是人性化的释放，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变得具有个性和多元化。中国公共城市空间在经历了群体集会的功能之后，转化为真正的日常生活的场所，但新的城市空间和景观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承载着新城市的梦想，极力改变现状的最好方法便是差异性的创造，创造新的气象是每一个城市进程的终端目标，所以说，真正的宜人的景观空间远远承载不了尺度景观的梦想，这反向促成了以视觉形式的表达为主要目标的设计。
生态性和人性化的缺失、设计形式和语言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中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普遍特征，中国速度导致中国景观设计表象的变化，却没有促成真正能够解决中国快速城市化矛盾的方法和实践的形成，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普遍还是成为一种助推中国城市面貌改变的工具，而没有成为真正科学的介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实践。
4、“当代性”探索群体的出现及其实践
在中国普遍的当代景观设计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批判、反叛的方式，从对城市化进程中当代整体社会与环境的问题的思考出发，以实践的方式应对当代城市与自然中的矛盾。在本文的语境中，将之定义为景观设计“当代性”探索群体。这里的“当代性”探索，一如开篇的思考，即是对综合的当代社会、环境、自然和文化中存在的尖锐问题做出反应，并将之介入到景观设计实践的过程之中，其趋向是时代合理性的目标。
4.1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在于理清实践本身的范围以及实践的指向，首先在于对景观及其相关概念的思考。在中国，景观在很多时候被做为一个地理学的词汇运用，同时它也在文学的语境中，作为一个抽象的词汇来运用，泛指可见的物质空间图像和不可见的联系性图景。《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一书的编者导读将景观（Landscape）定义为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它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地上的烙印。并进一步解释到，景观是多种功能（过程）的载体，因而可被理解和表现为：风景，视觉审美过程的对象；栖居地，人类生活其中的空间和环境；生态系统，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具有内在和外在联系的有机系统；符号，一种记载人类过去、表达希望与理想，赖以认同和寄托的语言和精神空间（俞孔坚、李迪华，2003）在当代景观设计语境中，景观很少是单指田园风光和园艺栽植——这些传统的意向。相反，它的运用多元而丰富，蕴含着城市化、基础设施、策略规划和围绕熟悉的自然和环境主题的探索性意念。
建立一个新学科的构想出现在过去十年的教育实践中，同样是在《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一书中，作者将景观设计学定义为是一门关于景观的分析、规划布局、设计、改造、管理、保护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迄今为止，这是概念引用较为广泛的著作。俞孔坚在《生存的艺术：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一文中，详细剖析了中国景观设计的综合背景，梳理了中国景观实践的历史脉络，提出了中国景观设计学需要解决的最的问题是广泛的人地关系的危机，从可持续的角度将中国的景观设计学定位为“生存的艺术”。
对当代景观设计的认知在设计师的实践过程中有着自己的思考，并存在着差异，在《景观设计》杂志《走向新景观》专栏的系列设计师访谈中，反映了诸多设计师对当代中国景观设计的认识。其中，庞伟认为景观设计学的关怀可以用蒙田的一句话“凡是人类的东西都是我关心的”来概括；刘家琨将景观设计理解为塑造场所特质的重要手段，从广义来讲建筑也属于景观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任务都是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存环境；刘滨谊将景观设计学的工作用“三元论”来概括，一元是关于景观形态的研究，第二元是关于环境生态的研究和实践，第三元是研究人对景观环境的需求；吴钢则认为从根源上景观是不需要设计的，或者是没有景观设计的需求。当景观需要被设计时，就说明这个世界开始有问题了。URBANUS都市实践的刘晓都、孟岩、王辉认为“景观设计是意识形态的表达”，将景观理解为造景活动，认为较之于建筑活动，人类的造景活动更有文化色彩。造景活动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它是超越了基本生存之外的享受，是人类内在精神在天地之间的释放。并进而将景观设计理解为建筑之外的都市填空，关于“造景”和“填空”的观念与当代景观设计学的定位有着较的区别，实际上，URBANUS都市实践的景观设计实践超越了他们表述的造景活动的范畴，城市开放空间的塑造承载了量的造景之外的诉求。
4.2有关传统的讨论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传统的思考和辨析。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思考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方式。首先，对中国古典园林审美体系的批判是当代景观设计反思传统的重要特征，中国古典园林被中国人作为人工景观的经典范式，而一贯被冠以国粹的中国古典园林又成为众对景观的某种精神寄托，这一审美取向导致了公众对石头的迷恋和对古树的偏好，石头和古树进城，这种古典园林元素在时空上的错位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的危险。俞孔坚在《生存的艺术》一文中，批判了中国园林的审美体系，他将古典园林的病态美与具备生产性的农业景观相对照，提出在当代语境中景观的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的重要性，进而将当代景观设计在生态和能源危机的语境中定义为“生存的艺术”。庞伟则在《花石纲析——中国古典园林辨析》一文中，通过解读花石纲事件的来龙去脉，将花石纲事件称为一场个人审美导致的国家浩劫，提醒在当代的语境中必须警醒审美先导所带来的危机，并映射了当代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对典园林的继承主要体现在空间结构的转化上，在中国当代建筑实践活动中，王澍在其对自宅的设计中关于“园”的理念的运用，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的设计中，设计师将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园”的理念运用在建筑布局中。董豫赣在《稀释中式》一文中将他与百子甲壹工作室合作的清水会馆解释为：试图以中国园林为起点，阐释发生中国式样背后的中国文化。在景观设计实践中，王向荣的厦门园博园的竹园则在整体意向上实现了古典园林的空间及意境的转译。
对传统的传统思考不仅仅拘泥于中国精英文化主导之下的中国古典园林，众对风水的讨论远远热过对传统园林的关注。曾经主导了中国从皇家园囿到平民宅地，从城镇格局到乡村肌理的风水，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多次掀起波澜，并一度以技法课的形式走进学课堂，引起哗然。作为遗产研究，王启亨先生所著的《风水理论研究》一书分析了风水在中国古典建筑和皇家陵园等空间中的运用。俞孔坚的《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一书从现象学和进化的角度阐释了风水的文化意义。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2006年第一期中发表了《风水》专辑，在一个开放的语境中，将风水的讨论与当代城市与自然危机联系在一起。
乡土景观和地方文脉也被认为是传统景观的组成部分，对其关注超越了中国古典园林和风水在价值观上的限制，作为客观存在的，并与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乡土景观被当作研究对象，俞孔坚、王志芳、黄国平的《论乡土景观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一文，探讨了乡土景观的含义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城市环境设计》杂志的2007年第三期发表了《乡土景观》专题，俞孔坚的《田的艺术：白话景观与新乡土》一文，倡导景观设计师从田的艺术中吸取营养，创造丰产健康的新乡土景观，庞伟的《方言景观——重新发现地》一文阐述了景观将重新发现地，并为差异性、文化生态打开通道。王向荣、林菁在《鱼塘上的公园与城市新区——2007中国厦门国际园艺博览会园博园规划》一文中表达了保留并利用乡土景观肌理的理念。
4.3“当代性”理念的出现
作为对当代整体社会、环境、和文化问题的应对，新的景观设计理念从几个层面出现，同时这些理念也是景观设计的几个显著的“当代性特征”。
4.3.1生态学的崛起
生态学在实践层面介入景观设计，并作为景观设计的一个基本理论，是过去十年中中国景观设计发生转向的重要特征。《哲学走向荒野》是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著的有关生态学及其伦理的著作，在此书中，作者阐述了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哲学转向，从人本哲学转向生态哲学，并探讨了生态伦理。在过去十年中，设计师所关注的对象从人的需求转化为自然与人的双重平衡，并试图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同时更多地考虑自然的需求。生态学在当代景观设计语境中表现为以下3个层面的实践：
生态学方法与技术的介入，生态设计依赖于科学的场地分析和对生态系统的研究，包括生态技术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生态设计与艺术的表达存在着冲突，美国《景观设计学》第四版的合著者BarryW.Starke在《人类栖息地、科学和景观设计》一文中论述了当代景观设计应该“多一些科学、少一些艺术”的观点。生态景观规划同样是现代生态学引导下的实践，俞孔坚主导的“反规划”理论，引起关注和讨论，其核心是景观安全格局的建立，在城市“正”的规划之前，首先进行反向的面向生态系统的规划，从几个不同安全级别的层面划定不建设的区域，“反规划”的出发点是物质城市的彼岸——自然，应对的问题是中国超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新空间与自然空间及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
生态学法则的运用，在实践层面主要影响的是设计观念。巴里·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阐述了生态学的四条法则：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有关；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四条原则让人们重新思考在地上的创造，生态学法则在景观设计语境中表现为人工元素介入自然空间的方式，其终端表现为“最少介入”，“最少介入”理念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现代社会的物质进步，批判过度的设计。吴钢在其一篇有关“无设计”的访谈中表达了他对环境较少介入甚至不介入的观点，这是较为极致的表述。在俞孔坚及土人团队设计的“红飘带”中，“最少介入”得到辨析性的运用，这体现了设计观念、立场与“策略性”。
生态学法则的延伸——对可持续中能源与资源的思考，在当代景观设计中，其中突出的实践是将景观赋予生产功能，将第二自然介入到景观中，俞孔坚设计的沈阳建筑学稻田景观与厦门园博园中的蔗园、王澍的象山校园中对农地的保留和校园内普遍种植的燕麦，都市实践在深圳翠竹公园中对农作物的利用，庞伟和广州土人团队在阳朔设计的“建在稻田上的酒店”等实践体现了景观设计对能源和资源问题的思考。
4.3.2人性化的释放
人性化的释放表现为反精英与平民化观念的建立，以及人性场所的设计。它批判的是寻常空间的政治化和纪念化。“反精英”主张表现为“平常景观”③和“方言景观”④，所谓的平常景观，就是运用寻常的材料建立寻常的空间场所，这些寻常的元素来源于民间生活的空间，拒绝展示性，突出实用性和平常性。而方言景观则试图保留地域文脉的多样性，就像保留方言这种非物质文化形式一样。
对平民化的关注源自普遍的城市开放空间从纪念性向实用性的转向。刘晓都、孟岩、王辉在《景观设计是意识形态的表述》一文中谈到都市实践的“都市填空”计划的目标之一是针对当代城市政治空间，如何用景观设计的手段使之平民化。俞孔坚等所著的《人民广场（都江堰广场案例）》一书解读了景观设计如何使城市广场成为市民寻常生活的参与空间。
对人性化的关注还表现为人性场所的设计，这依赖量的调查、分析以及经验，表现为在空间尺度与结构的把握，场地色彩、微气候的营造，以及行走、逗留空间的设计，还包括不同人群的偏好和针对弱势人群的关照，及针对残疾人的无障碍设计等等，马特·斯鲁格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批评了中国的盲道设计，并警示如果盲人依赖于中国的盲道系统，有可能失去生命。
4.3.3当代艺术的介入
“当代艺术”无固定形态，不仅仅作为一种形式存在，当代艺术创作同时也体现了一种观察和理解并反映当代问题的行为，当代艺术的创作以不拘泥于特定的艺术创作群体，同时也存在于设计师的实践过程，也即当代艺术介入空间的过程。对景观设计而言，当代艺术承载了文化的附加和意义的表达，这与以理性为主导的现代主义特征有着巨的差别，所以说，当代艺术介入到景观设计当中，是当代景观设计实践回应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手段。当代艺术介入到景观设计中的同时，介入到了日常生活，体现了当代艺术生活化的特点。
当代艺术介入到景观设计中，一方面改变了单一的中国园林美学的古典范式，同时又在当代景观设计吸收现代主义运动营养的同时，以后现代主义的丰富性和多元化为表达要义，这使得当代景观设计具有了极的创作自由度。
试图清晰地描述中国过去10年中发生的当代景观设计面貌是困难的，我们身处其中，同时，我们的观点又受到立场和偏好的左右。面对中国过去十年中巨变的景观洪流，本文对限定了的“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探索”的表述显得微乎其微，本文所关注的那些对我们观念构成冲击的实践，较之城市化进程中整体物质空间的改变，力量是弱小的。
世界的多变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多元性时刻在焚毁着合理性和标准化，继集体现代主义的瓦解之后，当代设计不再朝一个方向进发，中国过去十年中普遍的景观设计实践，似乎是对混乱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最好的回应，在城市跃进的过程中，中国普遍的景观设计极尽丰富、混乱、混搭之特征，这同样产生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种“质”存在于罗伯特·文丘里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一文的语境中，即反精英式的平民化的欢腾，如果将中国普遍性的景观设计理解为一种自发的对环境改造的行为，而由这种行为主导之下产生的空间，又被人们乐于使用，那么来自于较小的专业语境中的受特定观念指引的批评和评论是苍白的。这一点，在简·雅各布斯的《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有较好的例证，雅各布斯从城市平民的角度出发，从观察和经验的视角来评析城市的结构，给人们描述了具有生命力的安全城市形态，从雅各布斯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城市跃进中产生的城市景观空间，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从丰富和混乱中解析出活力和人性。
而本文所关注的那些携带着清晰的观念，直面尖锐的当代问题的设计实践，会形成一个与普遍性的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有着距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语境，这会失去以低姿态和深入其中为特征的雅各布斯式的观察视角。本文摄取的被特别关注的小众的实践，在过去十年中的景观设计中不具有普遍性，它以对立和反叛的姿态审视这股洪流，并做出反应。怎样看待中国景观设计的“当代性”？所有发生在当代的景观设计行为和由此产生的结果都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就连“当代”这个词汇也是一个模糊的无明确前后时间点的一个概念。本文的“当代性”是指那些能够针对当代中国突出的矛盾而作出反应的行为的特征，同时，又带有时代合理性的暗示，而这一合理性被认为涵盖了普遍意义上的有效性以及作为重要性的意义这两点①。
下文将图景和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产生及其普遍性特征作为背景，探讨当代景观设计观念和实践的特征。
2、图景：巨变的景观及危机
用巨变来描述中国过去十年的景观变迁虽然带有修辞上的夸张，但仍然难以表达这一过程对中国物质空间造成的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所积聚的部分财富在过去十年中迅速转化为物质空间，这一度使世界范围内的设计师对中国设计市场趋之若鹜。
中国过去十年中的景观巨变，体现为旧城市空间的消解与演替、新城市空间的积聚、城市化波及的乡村空间格局的变化，以及因资源的索取而导致的部分自然空间体系的破裂，同时包含着工业生产和人们生活所形成的对环境的污染。在过去十年中，城市的开放空间和绿色空间实现了快速的量变，以膨胀的姿态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作为综合的城市基础设施，未经积累和沉淀，几乎在一夜之间浮现出来的城市空间缺乏系统性，一方面缺乏对人性化的关照，另一方面缺乏基本的生态性；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多以混搭的形式和错位的主题表达出现，同时存在着审美上的混乱和拙劣。宏尺度和堆砌，对华丽和奢华的追求是其典型的特征，展示性是其第一要诀。这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时效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过去十年中，城市化进程舞台的两个主角——城市开放空间和居住区环境，对中国城市面貌的改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超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速度，促生了时效性强、见效快的城市美化运动。而房地产开发中的重要环节，房产交易更要求效率，居住环境的景观视觉效果是促成产品交易的良药，寻找瞬时视觉震撼和展示性是地产开发商不变的追求。
量新空间在短时间内爆炸式的出现实际上积聚了巨的能量，这种能量实现从自然到城市空间的转换。物质堆砌背后的主要危机是生态性的缺失和可持续的忧患，一方面城市空间的人本合理性有待检验，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景观缺乏生态过程的生产性和循环性，同时巨的维护成本又持续地耗费着能源和资源。就算有些空间被人们乐于使用，我们同样要警醒平民式的欢腾和集体主义式的自信背后所隐含的危险。中国超城市化过程中新形成的城市景观背后存在着人本主义的缺陷，存在着文化上的错位和缺失，但最的危机是生态的危机。可持续发展这枚硬币的两面——需求与能源虽然是永远不可协调的矛盾，但景观这个事物本可以具有一定的自我循环和生产功能，却不幸沦为视觉展示的工具。
3、当代景观设计的产生极其普遍性特征
在以上描述的中国过去十年中景观巨变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设计的行为介入到了其中？除生产过程和生活过程所造成的景观改变，与城市化进程有关的景观事件几乎都与设计有关，虽然不完全冠以景观设计的称谓。而中国的当代景观设计就产生在过去十年或者泛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城市化促生了中国的当代景观设计，并同时性地介入到城市化进程中。当代景观设计产生的重要标志便是设计突破了围墙的界限，从原有的浸淫园子的设计全面地介入到了城市空间体系当中。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量的设计资源一下子出现在毫无准备的设计师面前，“景观设计”作为一个全新的词汇很快被人们使用，新的设计观念和方法在发达的媒介交流中被迅速效仿，并相互产生影响。其中设计形式和语言得到最为快速的传播，而科学的方法却在高时效性的过程中显得奢侈而又无力。所以说，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首要变化来自于语言和形式②。
生态性和人性化同样也被写进设计说明，并且以图面的形式得到适度的表达，但在普遍的设计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运用，对于快餐式的设计，深入的场地调查与科学的方法是一种奢侈的行为。并且，部分景观事件的决策者对生态和人性化的提倡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行为，真正的生态与城市美化的策略相去甚远，中国人发挥概括的智慧将生态等同于绿色，在某种程度上却走到了生态的反面。从人性化的角度来看，以人为本曾一度成为唱得最响的口号，中国的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中国新现代纪元的开始，其中最的改变是人性化的释放，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变得具有个性和多元化。中国公共城市空间在经历了群体集会的功能之后，转化为真正的日常生活的场所，但新的城市空间和景观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承载着新城市的梦想，极力改变现状的最好方法便是差异性的创造，创造新的气象是每一个城市进程的终端目标，所以说，真正的宜人的景观空间远远承载不了尺度景观的梦想，这反向促成了以视觉形式的表达为主要目标的设计。
生态性和人性化的缺失、设计形式和语言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中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普遍特征，中国速度导致中国景观设计表象的变化，却没有促成真正能够解决中国快速城市化矛盾的方法和实践的形成，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普遍还是成为一种助推中国城市面貌改变的工具，而没有成为真正科学的介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实践。
4、“当代性”探索群体的出现及其实践
在中国普遍的当代景观设计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批判、反叛的方式，从对城市化进程中当代整体社会与环境的问题的思考出发，以实践的方式应对当代城市与自然中的矛盾。在本文的语境中，将之定义为景观设计“当代性”探索群体。这里的“当代性”探索，一如开篇的思考，即是对综合的当代社会、环境、自然和文化中存在的尖锐问题做出反应，并将之介入到景观设计实践的过程之中，其趋向是时代合理性的目标。
4.1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在于理清实践本身的范围以及实践的指向，首先在于对景观及其相关概念的思考。在中国，景观在很多时候被做为一个地理学的词汇运用，同时它也在文学的语境中，作为一个抽象的词汇来运用，泛指可见的物质空间图像和不可见的联系性图景。《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一书的编者导读将景观（Landscape）定义为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它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地上的烙印。并进一步解释到，景观是多种功能（过程）的载体，因而可被理解和表现为：风景，视觉审美过程的对象；栖居地，人类生活其中的空间和环境；生态系统，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具有内在和外在联系的有机系统；符号，一种记载人类过去、表达希望与理想，赖以认同和寄托的语言和精神空间（俞孔坚、李迪华，2003）在当代景观设计语境中，景观很少是单指田园风光和园艺栽植——这些传统的意向。相反，它的运用多元而丰富，蕴含着城市化、基础设施、策略规划和围绕熟悉的自然和环境主题的探索性意念。
建立一个新学科的构想出现在过去十年的教育实践中，同样是在《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一书中，作者将景观设计学定义为是一门关于景观的分析、规划布局、设计、改造、管理、保护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迄今为止，这是概念引用较为广泛的著作。俞孔坚在《生存的艺术：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一文中，详细剖析了中国景观设计的综合背景，梳理了中国景观实践的历史脉络，提出了中国景观设计学需要解决的最的问题是广泛的人地关系的危机，从可持续的角度将中国的景观设计学定位为“生存的艺术”。
对当代景观设计的认知在设计师的实践过程中有着自己的思考，并存在着差异，在《景观设计》杂志《走向新景观》专栏的系列设计师访谈中，反映了诸多设计师对当代中国景观设计的认识。其中，庞伟认为景观设计学的关怀可以用蒙田的一句话“凡是人类的东西都是我关心的”来概括；刘家琨将景观设计理解为塑造场所特质的重要手段，从广义来讲建筑也属于景观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任务都是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存环境；刘滨谊将景观设计学的工作用“三元论”来概括，一元是关于景观形态的研究，第二元是关于环境生态的研究和实践，第三元是研究人对景观环境的需求；吴钢则认为从根源上景观是不需要设计的，或者是没有景观设计的需求。当景观需要被设计时，就说明这个世界开始有问题了。URBANUS都市实践的刘晓都、孟岩、王辉认为“景观设计是意识形态的表达”，将景观理解为造景活动，认为较之于建筑活动，人类的造景活动更有文化色彩。造景活动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它是超越了基本生存之外的享受，是人类内在精神在天地之间的释放。并进而将景观设计理解为建筑之外的都市填空，关于“造景”和“填空”的观念与当代景观设计学的定位有着较的区别，实际上，URBANUS都市实践的景观设计实践超越了他们表述的造景活动的范畴，城市开放空间的塑造承载了量的造景之外的诉求。
4.2有关传统的讨论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传统的思考和辨析。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思考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方式。首先，对中国古典园林审美体系的批判是当代景观设计反思传统的重要特征，中国古典园林被中国人作为人工景观的经典范式，而一贯被冠以国粹的中国古典园林又成为众对景观的某种精神寄托，这一审美取向导致了公众对石头的迷恋和对古树的偏好，石头和古树进城，这种古典园林元素在时空上的错位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的危险。俞孔坚在《生存的艺术》一文中，批判了中国园林的审美体系，他将古典园林的病态美与具备生产性的农业景观相对照，提出在当代语境中景观的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的重要性，进而将当代景观设计在生态和能源危机的语境中定义为“生存的艺术”。庞伟则在《花石纲析——中国古典园林辨析》一文中，通过解读花石纲事件的来龙去脉，将花石纲事件称为一场个人审美导致的国家浩劫，提醒在当代的语境中必须警醒审美先导所带来的危机，并映射了当代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对典园林的继承主要体现在空间结构的转化上，在中国当代建筑实践活动中，王澍在其对自宅的设计中关于“园”的理念的运用，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的设计中，设计师将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园”的理念运用在建筑布局中。董豫赣在《稀释中式》一文中将他与百子甲壹工作室合作的清水会馆解释为：试图以中国园林为起点，阐释发生中国式样背后的中国文化。在景观设计实践中，王向荣的厦门园博园的竹园则在整体意向上实现了古典园林的空间及意境的转译。
对传统的传统思考不仅仅拘泥于中国精英文化主导之下的中国古典园林，众对风水的讨论远远热过对传统园林的关注。曾经主导了中国从皇家园囿到平民宅地，从城镇格局到乡村肌理的风水，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多次掀起波澜，并一度以技法课的形式走进学课堂，引起哗然。作为遗产研究，王启亨先生所著的《风水理论研究》一书分析了风水在中国古典建筑和皇家陵园等空间中的运用。俞孔坚的《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一书从现象学和进化的角度阐释了风水的文化意义。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2006年第一期中发表了《风水》专辑，在一个开放的语境中，将风水的讨论与当代城市与自然危机联系在一起。
乡土景观和地方文脉也被认为是传统景观的组成部分，对其关注超越了中国古典园林和风水在价值观上的限制，作为客观存在的，并与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乡土景观被当作研究对象，俞孔坚、王志芳、黄国平的《论乡土景观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一文，探讨了乡土景观的含义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城市环境设计》杂志的2007年第三期发表了《乡土景观》专题，俞孔坚的《田的艺术：白话景观与新乡土》一文，倡导景观设计师从田的艺术中吸取营养，创造丰产健康的新乡土景观，庞伟的《方言景观——重新发现地》一文阐述了景观将重新发现地，并为差异性、文化生态打开通道。王向荣、林菁在《鱼塘上的公园与城市新区——2007中国厦门国际园艺博览会园博园规划》一文中表达了保留并利用乡土景观肌理的理念。
4.3“当代性”理念的出现
作为对当代整体社会、环境、和文化问题的应对，新的景观设计理念从几个层面出现，同时这些理念也是景观设计的几个显著的“当代性特征”。
4.3.1生态学的崛起
生态学在实践层面介入景观设计，并作为景观设计的一个基本理论，是过去十年中中国景观设计发生转向的重要特征。《哲学走向荒野》是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著的有关生态学及其伦理的著作，在此书中，作者阐述了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哲学转向，从人本哲学转向生态哲学，并探讨了生态伦理。在过去十年中，设计师所关注的对象从人的需求转化为自然与人的双重平衡，并试图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同时更多地考虑自然的需求。生态学在当代景观设计语境中表现为以下3个层面的实践：
生态学方法与技术的介入，生态设计依赖于科学的场地分析和对生态系统的研究，包括生态技术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生态设计与艺术的表达存在着冲突，美国《景观设计学》第四版的合著者BarryW.Starke在《人类栖息地、科学和景观设计》一文中论述了当代景观设计应该“多一些科学、少一些艺术”的观点。生态景观规划同样是现代生态学引导下的实践，俞孔坚主导的“反规划”理论，引起关注和讨论，其核心是景观安全格局的建立，在城市“正”的规划之前，首先进行反向的面向生态系统的规划，从几个不同安全级别的层面划定不建设的区域，“反规划”的出发点是物质城市的彼岸——自然，应对的问题是中国超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新空间与自然空间及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
生态学法则的运用，在实践层面主要影响的是设计观念。巴里·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阐述了生态学的四条法则：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有关；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四条原则让人们重新思考在地上的创造，生态学法则在景观设计语境中表现为人工元素介入自然空间的方式，其终端表现为“最少介入”，“最少介入”理念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现代社会的物质进步，批判过度的设计。吴钢在其一篇有关“无设计”的访谈中表达了他对环境较少介入甚至不介入的观点，这是较为极致的表述。在俞孔坚及土人团队设计的“红飘带”中，“最少介入”得到辨析性的运用，这体现了设计观念、立场与“策略性”。
生态学法则的延伸——对可持续中能源与资源的思考，在当代景观设计中，其中突出的实践是将景观赋予生产功能，将第二自然介入到景观中，俞孔坚设计的沈阳建筑学稻田景观与厦门园博园中的蔗园、王澍的象山校园中对农地的保留和校园内普遍种植的燕麦，都市实践在深圳翠竹公园中对农作物的利用，庞伟和广州土人团队在阳朔设计的“建在稻田上的酒店”等实践体现了景观设计对能源和资源问题的思考。
4.3.2人性化的释放
人性化的释放表现为反精英与平民化观念的建立，以及人性场所的设计。它批判的是寻常空间的政治化和纪念化。“反精英”主张表现为“平常景观”③和“方言景观”④，所谓的平常景观，就是运用寻常的材料建立寻常的空间场所，这些寻常的元素来源于民间生活的空间，拒绝展示性，突出实用性和平常性。而方言景观则试图保留地域文脉的多样性，就像保留方言这种非物质文化形式一样。
对平民化的关注源自普遍的城市开放空间从纪念性向实用性的转向。刘晓都、孟岩、王辉在《景观设计是意识形态的表述》一文中谈到都市实践的“都市填空”计划的目标之一是针对当代城市政治空间，如何用景观设计的手段使之平民化。俞孔坚等所著的《人民广场（都江堰广场案例）》一书解读了景观设计如何使城市广场成为市民寻常生活的参与空间。
对人性化的关注还表现为人性场所的设计，这依赖量的调查、分析以及经验，表现为在空间尺度与结构的把握，场地色彩、微气候的营造，以及行走、逗留空间的设计，还包括不同人群的偏好和针对弱势人群的关照，及针对残疾人的无障碍设计等等，马特·斯鲁格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批评了中国的盲道设计，并警示如果盲人依赖于中国的盲道系统，有可能失去生命。
4.3.3当代艺术的介入
“当代艺术”无固定形态，不仅仅作为一种形式存在，当代艺术创作同时也体现了一种观察和理解并反映当代问题的行为，当代艺术的创作以不拘泥于特定的艺术创作群体，同时也存在于设计师的实践过程，也即当代艺术介入空间的过程。对景观设计而言，当代艺术承载了文化的附加和意义的表达，这与以理性为主导的现代主义特征有着巨的差别，所以说，当代艺术介入到景观设计当中，是当代景观设计实践回应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手段。当代艺术介入到景观设计中的同时，介入到了日常生活，体现了当代艺术生活化的特点。
当代艺术介入到景观设计中，一方面改变了单一的中国园林美学的古典范式，同时又在当代景观设计吸收现代主义运动营养的同时，以后现代主义的丰富性和多元化为表达要义，这使得当代景观设计具有了极的创作自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