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一词，人们并不陌生。行政处罚听证会、价格听证会、立法听证会等不时进入人们的视野。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听证会专业户”、“听证会无人报名”等现象的披露，以及对“逢听必涨”现象的质疑，听证会的公信力广受社会关注。
当前听证会存在哪些问题，原因是什么，如何提升听证会的公信力，本期为您解读。
听证会遭遇尴尬
听证会出现“专业户”、“听证会成为涨价会”、“听证会无人报名”
从今年7月开始，四川成都64岁的退休工人胡丽天成了“公众人物”。原因是她从2003年开始，报名参加了大小各类听证会23场，而且多次对“涨价”持赞成意见，被网民戏称为最牛“听证专业户”，有些网民则干脆直呼其为政府的“托儿”。
“听证专业户”并非胡丽天一人。在杭州，有比胡大妈更牛的“听证专业户”——74岁的崔盐生老人，他以10年里参加了32次听证会的成绩刷新了胡丽天的纪录。与胡丽天不同的是，在崔盐生参加的7次价格听证会中，有6次反对涨价，此举被网友称颂，并取名“犀利爷”。
“听证专业户”的出现，引起社会的热议，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听证会公信力的追问。事实上，经过媒体调查，这些“听证专业户”并非是政府的“托儿”。他们之所以能在随机抽取的情况下屡次中标，原因是报名参加听证会的人实在太少，有时报名人数甚至达不到规定标准。
更极端的情况出现在广东东莞。今年5月26日，东莞市物价局向社会发布了征集水价调整听证会参加人的公告，然而截至6月7日（即最后一天），未收到任何市民的报名。有市民明确表示，不愿参加“走过场听证会”，现行的听证会“本来就只是哄老百姓的摆设，所选‘出席者’大多为内定的‘自己人’”，“有时间参加听证会，还不如忙点有意义又乐意做的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介绍说，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常见的听证会制度，是在1996年通过国家立法——行政处罚法正式确立下来的，主要适用于作出重大行政处罚时如果处罚对象要求听证的情形，以后逐渐扩展运用到行政管理的其他领域、事项中。
价格听证一直是听证会的主角。由于价格调整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克服“关门定价”的弊端，提高政府制定价格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在政府定价领域率先引入了听证会制度，并在价格法中作了明确规定。价格听证会制度的实质，是把调价的原因、调价的幅度、调价的影响展示给广大人民群众看，征求经营者、消费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调整价格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同时，也为政府定价机关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提供一个程序化、法制化的渠道。
“从15年来听证制度运行情况看，尽管在行政处罚、行政立法等方面也得到一些运用，但远未达到立法机关设立该项法律制度的目的。”莫于川说，“特别是在行政决策，例如价格调整决策前的听证会方面，广泛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听证走过场、变形走样的现象，使得听证会几乎变成了涨价会，一直以来受到各方面的严厉批评。”
“近年来，出于对公众权利的尊重，对政府部门行为的制约，我国设立了听证会制度。从原本意义上讲，听证是保证程序公正的重要一环，是让利益相关者表达自己诉求的平台。相对于由政府部门单方面宣布涨价，毕竟是一种进步，给了人们以表达意见的机会。”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对记者说，“问题在于价格听证会给人留下了‘假’、‘走形式’、‘论证涨价合理的听证会’等不良印象，以至于有人疾呼要由人大而不是由行政部门来主持听证会。”
当前听证会存在哪些问题，原因是什么，如何提升听证会的公信力，本期为您解读。
听证会遭遇尴尬
听证会出现“专业户”、“听证会成为涨价会”、“听证会无人报名”
从今年7月开始，四川成都64岁的退休工人胡丽天成了“公众人物”。原因是她从2003年开始，报名参加了大小各类听证会23场，而且多次对“涨价”持赞成意见，被网民戏称为最牛“听证专业户”，有些网民则干脆直呼其为政府的“托儿”。
“听证专业户”并非胡丽天一人。在杭州，有比胡大妈更牛的“听证专业户”——74岁的崔盐生老人，他以10年里参加了32次听证会的成绩刷新了胡丽天的纪录。与胡丽天不同的是，在崔盐生参加的7次价格听证会中，有6次反对涨价，此举被网友称颂，并取名“犀利爷”。
“听证专业户”的出现，引起社会的热议，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听证会公信力的追问。事实上，经过媒体调查，这些“听证专业户”并非是政府的“托儿”。他们之所以能在随机抽取的情况下屡次中标，原因是报名参加听证会的人实在太少，有时报名人数甚至达不到规定标准。
更极端的情况出现在广东东莞。今年5月26日，东莞市物价局向社会发布了征集水价调整听证会参加人的公告，然而截至6月7日（即最后一天），未收到任何市民的报名。有市民明确表示，不愿参加“走过场听证会”，现行的听证会“本来就只是哄老百姓的摆设，所选‘出席者’大多为内定的‘自己人’”，“有时间参加听证会，还不如忙点有意义又乐意做的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介绍说，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常见的听证会制度，是在1996年通过国家立法——行政处罚法正式确立下来的，主要适用于作出重大行政处罚时如果处罚对象要求听证的情形，以后逐渐扩展运用到行政管理的其他领域、事项中。
价格听证一直是听证会的主角。由于价格调整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克服“关门定价”的弊端，提高政府制定价格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在政府定价领域率先引入了听证会制度，并在价格法中作了明确规定。价格听证会制度的实质，是把调价的原因、调价的幅度、调价的影响展示给广大人民群众看，征求经营者、消费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调整价格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同时，也为政府定价机关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提供一个程序化、法制化的渠道。
“从15年来听证制度运行情况看，尽管在行政处罚、行政立法等方面也得到一些运用，但远未达到立法机关设立该项法律制度的目的。”莫于川说，“特别是在行政决策，例如价格调整决策前的听证会方面，广泛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听证走过场、变形走样的现象，使得听证会几乎变成了涨价会，一直以来受到各方面的严厉批评。”
“近年来，出于对公众权利的尊重，对政府部门行为的制约，我国设立了听证会制度。从原本意义上讲，听证是保证程序公正的重要一环，是让利益相关者表达自己诉求的平台。相对于由政府部门单方面宣布涨价，毕竟是一种进步，给了人们以表达意见的机会。”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对记者说，“问题在于价格听证会给人留下了‘假’、‘走形式’、‘论证涨价合理的听证会’等不良印象，以至于有人疾呼要由人大而不是由行政部门来主持听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