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该官员介绍，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和自行发现商业贿赂案件线索9000余件，正在立案侦查的4367件，正在审查起诉的1195件，已向法院提起公诉的674件，其中比较突出的领域是医药购销。
9．国务院2006年2月24日在京召开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强调，重点抓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继续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切实加强政府机关公务员队伍建设和管理，采取更加坚决有力的措施，努力取得廉政建设的新成效。
温家宝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作为今年反腐倡廉的重点。温家宝强调指出，商业贿赂虽然发生在经营者的交易活动中，但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有密切关系。因此必须严肃查处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或干预企业事业单位经营活动，谋取非法利益、索贿受贿行为。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严格执法，对涉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案件，对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要依法惩处，绝不手软，绝不姑息。要强化对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的监督。政府工作人员要严格要求，严格自律，自觉抵制贿赂。
温家宝强调，治理商业贿赂根本要靠法制，依法治理要贯彻全过程。要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把握政策，严格依法办事，注意区分正常的商业活动与不正当交易行为的界限，区分违纪违规与违法犯罪的界限。要推进体制改革，完善法规制度。加强商业道德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大力营造健康的商业文化。
10．严格的反垄断、反腐败立法和执法是打击商业贿赂最重要的手段，美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打击商业腐败。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出台了禁止政治捐款与海外贿赂的法案。1972年美国颁布《竞选运动捐赠法》，规定公司的政治性捐赠属于非讲中，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法研究室主任朱少平建议为商业贿赂单独立法，以提高其法律位置和实施效率。
朱少平介绍，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对反商业贿赂陆续推进了一系列的政治办法，同时结合我们现在的反商业贿赂，在《刑法》和其他法律上都有体现。
“从制度上讲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制度雏形。”但朱少平指出，就整个商业贿赂治理工作来说还有很大难度，主要就是表现在很多政策界限不清楚。这些争议影响到反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效果、力度。
“我个人建议能不能够就这个问题作研究，甚至制订一个叫《反商业贿赂法》。”朱少平说，即便单独立法不行，也可以制订一个《反商业贿赂的决定》。“哪怕只有十条、八条，有针对性地作一个规定，对于反商业贿赂这个专项工作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
4．拉关系、送回扣成为一些企业竞争的法宝，甚至认为这是提高业务效率的润滑剂。在各类商业活动中，收受回扣、佣金现象司空见惯，回扣的形式越来越隐蔽，贿赂技巧更是五花八门，技术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外出考察、赞助研讨费等，看似合法的名目出现，实质都是商业贿赂。尤其是在某些领域，如医疗器械、药品、工程项目承包等行业更是不择手段。一位多年从事医疗器械和制剂销售的人士透露，现在90%以上的单位和有关人员肯定是不给钱不订货，在某些工程承包领域，贿赂更是明目张胆，且数额巨大，即使是招标，也挡不住无孔不入的商业贿赂大军。
商业贿赂是一种腐蚀剂，是对市场经济和财富伦理的一种扭曲，它不仅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对企业来说，所谓回扣不仅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更严重的是造成了“游戏规则”混乱，使好企业、“诚信企业”在竞争中应有的优势反而荡然无存，严重挫伤了企业追求技术进步和提高产品质量的积极性，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商业贿赂还成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一大诱因，在商业贿赂的推动下，假冒伪劣商品甚嚣尘上，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为可怕的是，商业贿赂已成为催生政府官员腐败的影子杀手，两者就像一对孪生子，哪里有腐败，哪里就有商业贿赂的影子。商业贿赂最终还会损害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能想象，一个依靠商业贿赂发展壮大的企业，能打造出真实的竞争实力，一个漠视正常市场游戏规则的公司，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长远发展。
5．2006年2月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原经理杨明，因重金行贿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并在高等级公路工程材料采购业务中骗取国家公路建设资金1500余万元，被判处死刑。
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报告指出，天津德普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公立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德普公司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的利润。
2005年4月22日香港珠宝商谢瑞麟父子被指涉嫌向旅行社雇员提供非法回扣，作为安排内地旅行团到该店参观购物的报酬，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
2005年3月16日59岁的张恩照因个人原因辞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职务。时隔不久，《财经》杂志披露，张恩照在美国加州卷入一场涉嫌贿赂的经济诉讼案。一家美国公司违反了美国法律FCPA向他行贿，这笔以咨询费形式支付的贿赂金额高达10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