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国的小学生想择校的话，一般来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以。第一种情况是学习其他语种。比如说孩子想学习西班牙语，但是在其所在区域的学校里没有开设这门课程，在这种情况下是允许孩子跨区选择开设这一课程的学校的。还有一种情况是选择到父母工作所在的学校读书，也是允许的，但都必需有适当的理由和相应的证明材料，在得到批准后才可以择校。一般来说，国外严格限制择校是建立在公共基础教育比较均衡的基础上，各个学校基本上是在同一标准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家长也没有什么异议。
但是，这里要特别提到的一点就是国外的教育资源均衡总是相对的。富裕地区的学校，通常也是优质学校集中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看，“就近入学”的规定也是合法地肯定了教育不平等。为了减少教育不平等现象，一些西方国家制定了“积极区分”的政策，像美国的“第一权利”计划，英国的“教育优先区域”计划，法国的“教育优先区”政策。
什么叫“教育优先区”呢？法国将学生成绩差距明显的学校集中的地方，划为“教育优先区”，并在这些区域内以“给与最匮乏者更多，特别是更好”的思想为宗旨，增加教育经费拨款幅度，给区域内工作的教师额外补贴，采取小班教学等方法改进教学质量，以求缩小教育不平等。
虽然这些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教育不平等。追逐优质学校，也是西方国家学生和家长，尤其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家长的必然行为。只是他们不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打主意，而是尽可能选择好的居住地，通过选择如德语等外语方式进入好生源集中的学校。再不济，还可以选择私立学校，而且国外的私立学校一般收费也比较低。
7．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专家王义智介绍，拖欠乡村教师工资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已延续了近15年左右，覆盖了全国17个省区；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前往新、马、泰旅游之时，饱受工资拖欠之苦的乡村教师却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在1999年全国2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021个县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与北京市的757．6元和上海市的747．4元形成鲜明的对照。2002年我国各项教育投资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其中的23％。城乡教育投入的差距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教育水平的差距。城市高中、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281．55倍和323倍。
受教育者获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还表现在各教育阶段入学率和升学率的差距。教育界专家傅恩淮说，在城乡之间，这种差距随着教育阶段的升高而扩大，呈现出倒金字塔状的格局。记者了解到，1998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表明：在城乡之间，机会获得的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则达8．8倍，即使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
在以地区为单位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上，主管部门一贯在全国范围向北京和上海倾斜。以清华为例，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投放于北京市的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四省的总和；2001年则占到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更加令人惊叹的是，１９９９年北大和清华两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仅占17．8％，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两校在北京招生情况显示：在全国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总和还不及一个北京市。
现在，最富裕省份与最贫困省份之间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相差十倍，最繁荣的城市与最偏远的乡村这种差距更超过百倍。要解决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各国的经验证明，发展落后地区的最佳途径，既不是向穷人分发生活补贴，也不是在基本建设投资上的大规模倾斜，而是增加人力资源的投入，使那里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
8．教育专家认为，现有的教育投入和教育制度是导致教育失衡的重要原因。
首先，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投入严重失衡，明显地重城市、轻农村。财政投入对城市教育“锦上添花”，对农村却不能“雪中送炭”。广大农村由于长期投入不足，适龄儿童升学率低，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城市，始终处于劣势，形成恶性循环。在城市，少数重点学校和大多数非重点学校又严重不平衡。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学生上大学的人数逐年下降。另外，城乡间的不平衡还包括各种政策产生的不平等。比如，外来民工子女入学需交借读费便是一种歧视性的不公。
其次，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精英教育战略使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进一步扩大。很长时间以来，国家将有限的财力支持较多地投入到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及一些重点高中，而忽视了基础教育，加剧了教育不公。
其三，国家高校招生指标对“外省人”不公。目前北京、上海这些地区高校录取分数要比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考生低100多分，明显不公。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看，2003年，上海已达57％，北京为55％，均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江苏、浙江也分别达到29％和25％，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却仍在10％左右徘徊，凸现了教育的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