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集体资产是村干部经营权力的主要方式之一，他们作为村庄集体经济的代表，是集体资产的实际控制者。经营集体资产可以增值、变现和分割，从而使村干部从中获得利益。使村庄集体资产增值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村干部可以控制村庄集体经济的增量部分。有发展企业基础的村庄都可以通过扩大企业来实现集体经济的增值，只要条件允许，村庄很热衷于发展集体企业，因为集体企业的发展可以增加村庄干部所控制的资源。如果说集体的土地可以平均分配到各个农户，企业则不同，企业需要干部的领导，在领导企业过程中，干部也获得了权力。当然村庄集体资产增值还可以通过争取政府或外界的投入来实现。所以在一些村庄中出现了一些跑项目的村干部，他们知道如何从国家的口袋中将钱掏出来，变成集体资源。但是企业增值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能够从国家争取到投资也并非很容易，多数村庄干部无法做到，他们便采取另外的方法，也就是将村庄集体资产变现，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利益，扩张权力。如出卖土地。土地是村庄集体的，但是一旦将村庄土地变卖，换回补偿款，那么就可以由村庄干部来支配。很少有村干部将所有土地补偿款全额发给失地的农民，他们会通过各种方法保留对土地补偿款的支配权。变现村庄资源方式有很多，如将村庄的资源集中出租获取租金，甚至在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村庄干部也希望通过出租山林获得微薄的租金收入。在缺少集体资产可以经营和变现的时候，村干部还可以通过将资源分割获得收入，他们通常是将集体的资产拍卖给个人经营。广义地说，这也是一种变现。只是这种变现更多地表现为在明晰产权的名义下对集体财产的分割。

　　在不同的行政村，集体资产的存量是不同的，有些村庄的集体资产存量很低，在这样的村庄中，村干部更多地是直接经营权力，而不是经营资源。他们的权力首先来自于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在国家权力深入农村的过程中，村干部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因为农民的许多活动必须要得到村干部的认可。农民盖房需要宅基地审批，农民结婚需要村干部出具证明。在一个制度越来越趋于严密的社会中，只有村干部才能给农民出据各种所需要的证明。这是国家管理权力在农村延伸的结果，而掌握这些权力，无疑可以使村干部在使用权力过程中，一方面强化自己的权力地位，通过权力增加权力。另一方干部也可能在使用权力过程中扩张自己的利益。村干部是否使用这种权力以权谋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村干部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身份。

　　对于行政村干部来说，国家的权力还不仅仅如此，许多其他部门也会依附这种权利，典型如司法和金融部门。在农村地区，农村信用社几乎成为唯一向农民提供贷款的正规机构，但是多数农村信用社在向农民提供贷款的时候需要村级组织的证明或担保。尽管没有任何规定要村干部承担这种责任，但是金融机构更相信做为一级组织的村干部。司法部门可能比金融部门更依赖村干部，他们调查、办案往往都要通过村干部的合作。由于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村干部的权力被大大扩张了。如果说村干部的正式权力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如要求村务公开、民主选举等等，滥用权力的机会被降低，但是这些依附于行政权力的权力却缺少明确的制度规定，如村委会愿意为哪些村民提供贷款支持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没有任何一套制度规定村干部必须为什么样的农户提供担保。

　　尽管从制度规定上来看，村级组织并不是政府的基层机构，他们没有固定的工资，他们是由村民民主选举的，要接受村民的监督。他们生活在村庄中，一旦他们被停职，他们还会回到农民中，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但是这并不能说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因为国家赋予了他们权力，而在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既来自于经济上的，更来自于权力本身。在许多边远山区，村干部是村庄中率先安装电话的人，因为他们有许多公务要处理。从这个角度看，村干部已经很象政府的公务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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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政府对村庄管理主要是通过乡村干部来实现的，因此他们对行政村的干部也投入了很大的关注。一位乡的党委书记说到，对村民选举行政村干部，乡政府不可能不去干涉，因为如果不干涉，不知道会选出什么样的人，尽管多数情况会是好的，但是也会有极少数村庄会选出一些坏人来，因为这些村干部是为了政府在工作。这隐隐约约透露出一个意思，行政村干部更多地是属于政府系列，农民选举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不去选举那些能为政府做事的人。因此乡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对村民选举施加影响，当然这也包括对在职村干部的保护。

　　农村的税费改革对村干部的角色定位会产生很大影响。过去村干部的工资主要来自于乡农民征收的税费，税费中的一部分被用于村庄内部，主要是村干部的工资补贴。村主要干部的补贴在当地往往是比较好的，一般的地方可以达到数千元，超过当地农民人均收入的数倍。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民只支付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原来的许多税费被取消，并且中央政府要求不断降低农业税，为了保障村干部能够继续为基层政府工作，许多地区不得不将村干部的补贴也纳入到政府预算支出中。这可以被解释为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基层干部的福利，但更重要的也意味着，村干部逐渐地离开村民，他们尽管是由村民选举的，受到村民的监督，但他们真正的领导是基层政府，因为他们的补贴是来自于政府。

　　伴随着税费改革，许多地方开始调整行政区划，主要是通过并乡来扩大乡镇的管辖范围，其目的在于减少乡镇干部以减少行政费用支出。在一些地方，这种措施也被扩展到了行政村一级，行政村被撤并，这种撤并更凸现出来行政村只是作为行政管理单位。

　　在中国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农村，公共产品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提供，社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弱。在税费改革以后，村庄通过自我积累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更小，相应地，村干部在动员当地资源方面的能力也就更弱，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会越来越多地依靠政府的资源，他们会更象行政干部。

　　在这双重作用下，行政村组织越来越象是农村社会之外的一个机构，外界赋予了这个组织运行的制度，他们按照这个制度运行各种政务，并在运行中扩充自己的利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行政村既不能成为农民社区合作组织，也不能成为真正的村民自治组织，它们介于政府于农民之间，一方面垄断社区的资源，另外一方面又成为国家资源进入农村的主要渠道，利用这个位置，他们借助农民力量，同时也借助政府的力量，成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第三方。

　　当我们透过村民选举、集体经济等表面现象来考察行政村，以及村委会角色的时候发现，村庄已经越来越远离农民社会，成为国家的一个管理单位，而支配这个单位的村委会越来越行政化，成为远离农民社会的组织。它们具有独立的利益诉求，并在行使其权力的过程中扩张自己的利益。

　　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材料1、2的内容，请你概括我国乡村治理的体制症结。(30分)

　　要求：概述全面，观点鲜明，条理清楚，语言流畅，不超过500字。

　　二、根据给定资料2请你分析碎片化现象，字数150左右(10)

　　三、请你根据材料3到6解释中国乡村建构的必要性。字数400左右。(15分)

　　四、根据资料，请你草拟一份关于乡村治理的对策建议。字数300字。(1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