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且慢为上海“设摊导则”叫好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大连市也是马路到处摆摊。 后来社会反映强烈，居民住宅前后随意摆摊，这不扰民吗？他们早晨晚上卸货，大白天讨价还价，还让不让老百姓休息了？越是交通要道，他们越愿意设摊，因为人的流量大，成交的几率就高，可这样交通堵塞得也就越厉害，行人几乎寸步难行。还有，马路设摊，产品质量谁人负责，卫生环境谁人负责？卖了海鲜之后，那些海水就地泼倒，树木被折磨死了，找谁去赔偿？我在大连市的一家报社工作，每天都能收到市民对此的反映，报纸上也发了不少这方面的稿子。后来是根据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一下，既要市容，也要繁荣，决定实行“退路进厅”，就是建起了好多宽宽畅畅的农贸市场，由工商局管理，市场向外出租摊位，把马路上的经营者引到大厅这里来卖货。市场里有卫生管理，有上下水道，有厕所，有公平秤，凡是卖假货的要受到惩罚，并且评选先进，凡是信得过的要授予荣誉并挂匾。这样一来，马路上也清静了，消费者也放心了，而在农贸市场里设摊位的也得到了合理的收入，解决了吃饭和发展的问题。

　　在农贸市场大厅里卖货的人最怕什么？他们最怕的就是马路市场的复原！因为马路市场是他们一个可怕的竞争者，一个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者。如果一个农贸市场的门口马路上，由于缺乏严格管理，围上来一帮就地摆摊的，甚至把门口都堵上了，谁还越过“人墙”，往农贸市场里面走哇，这不就把顾客抢走了吗？这样的事在大连市也发生过，于是就有经营者投诉，我们缴了税、缴了费，政府就应该严格保护我们，不能让人扰乱我们的经营。如果让他们站马路什么钱也不交，干脆我们也撤出大厅，也站到马路上去得了。现在如果真的依了那些叫好者的话（他们把上海市的作法片面理解为是对马路市场的开禁），一个个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农贸市场就可能毁掉，一个个依法在市场里经营的小商小贩就有可能受损失。而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马路摆摊者，不但扰乱了城市的交通秩序、卫生秩序，也把城市的商业秩序扰乱了！

　　有人说，马路市场上摆摊的都是弱势群体，一个小摊关系到他们全家的吃饭问题。我倒是想说，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否可以为了自己的吃饭问题，就不管别人的吃饭问题，不管社会的良好秩序了？解决了你们的吃饭问题，那么，在农贸市场里老老实实交费摆摊的人怎么办？当初他们是听了政府再三动员，才拿出自己好不容易筹集的小小本钱，开始从事小本经营的，从目前来看，还未必形成大富大贵。如果由于马路市场的低价恶劣竞争，使他们无法谋生，莫非当初听话听错了？如果朝令夕改，法规出现随意性，政府的威信和权威由此下降，那是相当可怕的！

　　一个水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水桶最低处的那个眼。一旦某个城市允许马路设摊了，尽管其规定中有很多细节，但由于信息传播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失真的误传，各地的人都会蜂拥而至。就如同深圳市传说救助站春节发红包一样，本来没有这回事，可是误传流传开来之后，不知多少人就涌进了救助站！我们也可以想象，一旦传出来某地允许马路上自由摆摊，好吧，现在交通发达，不知会有多少人涌进这座城市。但是，一个城市的政府是由当地选民选出来的，只对当地人民负责，市长凭什么要用一个城市之力，去解决其他地区的就业谋生问题？当地人民能答应吗？

　　马路就是马路，市场就是市场，我已经亲眼看到了马路转为市场、又与市场分离而回归马路的过程，这其中有城市管理者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如果放弃了这些经验教训，重新把马路变为市场，我敢断言，会是一场很大的混乱，最后还得顺从民意改回去。所以我说，还是不要着急为马路摆摊叫好吧。

　　2． 宽容是城市的基本品格

　　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提供发展的机会，尤其是受教育和就业、创业的机会。忽视了这样的城市功能，许多低收入的、缺少专门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包括城市本地的普通劳动力以及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劳动力，也就不能从城市发展中得到实惠，对他们来说，城市就只是一件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城市要善待所有这些普通劳动者和他们的孩子，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城市的服务对象；在更大的程度上还因为，他们是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行的不可缺少的直接参与者，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宽容是城市的基本品格，宽容也是城市的活力所在。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将是第一个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她将引发人们关于城市的更多和更深入的思考：为了让绝大多数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引下，近来不少城市对城市管理中的新情况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从管理思路上变“堵”为“疏”，在管理法规上放宽了对路边设摊的限制，受到了广大公众和媒体的支持和赞扬。上海市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和准备推出相关的市容管理的一些新举措。相信所有这些新举措，都将使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包容和更有活力。

　　放眼来看，一个开放的现代化城市固然是各类领导者、金融家、企业家、工程技术专家、艺术家等精英展现身手的舞台，但是城市人口的大多数还是寻常百姓，包括缺少专门技能的普通市民、农民工、其他中低收入的人群以及他们的孩子。即使在目前的上海，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受过专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口不过22%，其中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口尚不足10%。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样的人口结构不会发生突然的、根本性的改变。不管一个城市有多发达，在城市的总就业中，现代服务业或先进制造业的就业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只是普通的工作岗位。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即使在国际金融中心纽约，金融业的就业人数尚不及纺织服装业的就业人数。所以，既然政府要真正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就不能将如此庞大的人口排除在城市管理和规划、建设的考虑之外。

　　宽容是城市的基本品格，宽容也是城市的活力所在。城市要善待所有这些普通劳动者和他们的孩子，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城市的服务对象；在更大的程度上还因为，他们是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行的不可缺少的直接参与者，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且不说城市日新月异的大厦、道路和其他设施的建设离不开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城市传统服务业的运行离不开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即使对于各类城市精英来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也离不开普通劳动者的服务和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这些精英需要自己接听电话，自己打扫卫生，自己买菜做饭和去照料久病的老年父母，等等。在经济学教科书上讨论劳动分工时，常常会提到一个教授加一个秘书的效率会胜过两个教授的举例。这些普通劳动者在上海的存在使各类精英更有效率。这些普通劳动者在城市就业这样一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城市需要这些人提供的服务。

　　实际上，在世界各国的国际大都市中，都不但有各界精英，也有从事各种职业的普通劳动者，有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囊中羞涩却雄心勃勃的移民，正是这些城市人口流动的开放性和人群的多元性，才保持了这些城市的勃勃生机和创新精神。近代上海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移民城市和移民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著名的城市社会学家、《世界城市》一书的作者萨斯基娅•沙逊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曾说到，在当今世界，即使高科技行业也会“内生地”产生出许多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岗位；即使在美国硅谷这样技术高度密集的地方，也需要大量低技能低收入的劳动者所提供的服务，如高科技公司内部的各类辅助性劳动、餐饮等消费服务等。她还指出，由于硅谷的高地价（以及高房价）将这些低收入的人群驱赶到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的地方，他们不得不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上下班通勤。